马俊驹教授之法人人格的漫谈 程序法和实体法也不是完全割裂的，在罗马法里，程序法和实体法是合二为一的，中国古代的法律民法和刑法都是合二为一的。现代法律从法国民法典以后，民法就完全独立出来了——这样就和诉讼分开了，但是分得不是很彻底，民法里也有程序的规定，如物权登记本身就是一个程序的问题。所以民法要对程序法乃至国际私法加以注意。对于民法的研究，还应密切关注其他相关的学科，边缘学科也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走近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陈光中教授 陈光中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主张既要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衔接，吸收海外立法和法治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又要结合中国国情，自主创新，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其学术思想概述如下：在刑事诉讼理念上，他反对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坚持平衡的诉讼观，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为了保证实现程序公正，应当建立程序制裁机制。

不依法保护业主物权百姓怎能安居和幸福 近来不断发生的土地征地纠纷、房屋拆迁纠纷,再度引发了人们对财产权保护的关注。在城市房地产开发中如何保障群众利益,实现公平正义?怎样使保护私权、依法行政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自觉行动?本报记者与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学家马怀德进行了对话。

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是保障人权的里程碑在国家赔偿法实施之前,我们国家对自己的错误行为给公民造成的损害一直在进行赔偿。比如,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损坏老百姓东西要赔”的原则。我国宪法也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可见,国家赔偿原则在中国早已确立。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对于历次运动中错误批斗致其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严重损害的人,也通过落实政策给予了平反和经济补偿。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研究 一个就是传统的刑事司法确实面临着很多问题，比方说，案件解决了，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得不到修复；案件办完了，但是被害人不能获得赔偿。还有就是过高的审前羁押率，过多的短期自由刑，这些都带来很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国家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另外在刑事司法领域提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再有就是关于刑事和解，学术界有很多的争议。有的主张和解好，有的认为和解有很多的问题，究竟和解的实际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想通过实证的研究来验证一下。

法律的定位：正义、程序与权利首先看到法律是暴力。可以这样说，任何社会的法律或多或少都意味着某种暴力。如果没有惩罚作为后盾，法律同道德就没有区别；法律同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是它有惩罚的机制。法律和暴力确实有联系，但是问题是，如果在你的法律观念中，过分地强调法律就是暴力，这是成问题的。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尽管和暴力有关系，但它首先不意味着暴力。但是，我们看到，首先把法律理解成暴力，这种传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根除。

所有权强制转让的私法维度对所有权强制转让的正当性，要如何看待？这是当我们以法律规则的规定来说所有权强制转让的，不是当事人意愿的时候，实际上是对当事人处置自己财产的最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就要有一个理论基础在支撑他它，否则它合法性就不存在。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权利、义务并存的观念。虽然我们意识到私权是天赋的，但任何权利的行使不可能走到一个极度的状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社会承认财产权利有社会化因素，权利人在行使权利时要负担社会责任。

陈瑞华教授访谈之让人们看得见正义 陈瑞华迅速成为象牙塔内的学术明星，但“书生意气”也成为他的另一个标签。前些年，就连司法界的最高层领导谈起陈瑞华都觉得他过于理想化。然而，他也在发生悄悄的转变。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经过多年的发展，陈瑞华经历了两个转变：从一个激进的改革鼓吹者转变成客观务实、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学者；从一个西方理论介绍者转变成从中国司法实践出发提出原创性理论的思想者。

萨维尼的《论占有》及其贡献 萨维尼论述了占有的丧失。根据占有的构成要素，以及占有取得的规则，依据逻辑上的一致性推导出了两个规则：其一，占有的持续如为可能，必须有体素和心素的同时存在；其二，占有持续与占有丧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占有只能持续到其丧失为止，因此，在体素和心素中只要其中之一不再存在，占有就会丧失。与占有取得相同，占有持续也可以通过代理人达成。

郑永流教授演讲之法是实践智慧 我们通常把法律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从哲学上来讲，或者从泛哲学这个意义上讲，叫做法律观。那么这样一个很抽象的问题，与我们生活，我们当下这样一种处境，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我们经常说，法学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的实践理性的科学，或者这样一门学问，不好叫科学，是不是？科学太科学化了，太技术化了。它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带有实践理性的应用科学。那么，我们法哲学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和我们具体去运用这个法律有什么直接关联呢？这可能是从事法学的，包括我们从事法哲学的人都要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