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解释的实践意义与理论创新合同效力问题，我们是从宽认定合同的效力，第一是对合同的必备条款从宽认定；第二对合同的形式是从宽承认，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不限制；第三因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作了限缩性解释，也就是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我们在这里面采用了两分法，一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种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我们搞房地产开发以来，这种房屋倒塌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严重性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了。比如北京出现过用竹片代替钢筋的情况，还有江苏出现的用废弃物来浇筑等等，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谁也说不清楚你买的商品房究竟质量如何，稍微一摇晃说不定就要倒下来。所以我就说这等于是买了一个“不定时炸弹”，定时炸弹还好办，它是不定时的。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使一大片一大片的城区变成坟场，那将会是非常可悲的。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物权问题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艳丽教授和讲坛的协办方、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王兆峰博士前来致辞。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我院民商法研究所所长赵秀梅副教授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交易权属处副处长王策博士，以及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研究中心民商经济法处处长李富成博士一起来为孙老师的讲座进行评议。

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与我国法院的实务由于证明责任的分配在属性上是属于民事实体法，那么因此呢，由于民法中有许多任意性地规范，所以当事人假如事先对如何分配证明责任形成了合意，形成了书面的契约，那么只要这样一个契约是反映了当事人的真意，不存在胁迫重大误解这样的情形，那么作为法院来说没有理由不按当事人事先的约定来进行分配。因为当事人对许多问题考虑的很细，按他们事先订立的契约进行分配完全是一种可行的办法，甚至是一种更好的办法。

完善民事诉讼制度的若干思考完善民事诉讼的相关制度，使诉讼活动更具有效性和目的性。首先是公益诉讼制度，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当我们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当我们的环境受到污染的时候，谁来提起诉讼？有时候就个人来说，只有反射的利益，或者说是间接的利益。根据原告资格理论，他们是难以提起诉讼的，所以有时就没人起诉。这样就有必要建立一个公益诉讼制度，立法机关也准备接受这样一个意见。但是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争论，到底谁来提起，范围有多大，举证责任怎么安排，裁判的效力如何设定，都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侵权责任法的成就与不足《侵权责任法》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内容是进步的，立法技术是高超的、先进的，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有缺点，也存在有些概念不准确的问题。比如，第37条中的公共场所就不准确。“侵权人”、“被侵权人”这样的概念也不妥当，不见得科学。《侵权责任法》除了这些不准确的概念以外，是否有错误规定呢？我认为《侵权责任法》有两条规定是错误的。第19条规定，财产损失按照财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来定。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来定或者其他方法来计算，立法者当时想的是有市场价格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没有市场价格才采用其他方法计算，现在看此条款就有问题。

诉讼与非诉讼衔接的若干问题我们提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是仅仅指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而是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部分，以及二者的衔接。有些人经常误解我们的概念，认为提倡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主张全部或只搞非诉讼机制。这一点我必须得反复声明一下，纠正这种误解。至于实现非诉讼和诉讼之间的衔接的途径，可能有多种选择。最佳的选择，当然是通过完善的立法，理性构建合理的制度和程序，之后实施。但这种理想呢，坦率地说，实现起来很困难。因为决策者经常出现政策上的摇摆，立法中意识形态的因素很强。比如说担心推行非诉讼程序会影响公民的诉讼权利，等等。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性因素，以及一些体制性因素，使得我们在制度建构中常常出现混乱，政策也经常出现一些反复。

新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的规定 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我国第一次在部门法律中载入“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规定，属于突破性的创新，意义深远、重大。首先，载入第二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来规定，对整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均起到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其次，必然会带动其他某些部门法的制定或修改时更加重视贯彻“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宪法原则。

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可以说是迄今中国刑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段历程。对此，应当站在社会变迁与法律改革的高度，以客观的立场，科学、理性地审视近百年来我国刑法演变的背景、过程、内容和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镜”，并进一步推进我国刑法的改革与进步。

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实行异地审判存在的问题 异地审判耗费较大的司法成本。对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实行异地审判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工程,不是一个简单的指定管辖问题,而要统筹兼顾多方面的因素。除了异地审判,还涉及异地侦查、异地羁押和异地起诉等问题,这些都需要综合考虑。 按照我国起诉对应审判管辖的规定,异地审判必定需要异地调查取证、异地羁押和异地起诉,而这些都需要耗费一定的司法成本。毋庸置疑,随着中央反腐败斗争的深入,一些腐败犯罪高官纷纷落马,如果全都跨省异地审判,势必需要消耗大量司法资源,也相对会拖延办案时间,降低办案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