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从求真到求真也求善，随着法治意识、程序意识的不断提升，随着司法体制机制的不断健全完善，随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疑罪从无从法律规则彻底转变为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治生活方式不再是梦，刑事诉讼从求真到求真也求善的善治转变也终将实现。

盗窃再犯防控策略反思与完善统计发现，盗窃再犯率极高，不少犯罪分子甚至是盗窃三次以上的惯犯。究其原因，通过与盗窃犯的直接交流得知，有的是因为出狱后身上没钱，迫于生计而选择再犯；有的是不适应社会，确实想再次进监狱（监狱能提供相对安稳的生活保障）。对于这部分犯罪分子而言，刑罚不再是痛苦，或者说宁可选择刑罚之苦。

被害人过错在共犯责任判定中的影响被害人过错进入刑法关注的视野，是被害人权利运动、被告人权益保障相互促进的产物，是“被告人—国家”二元刑法结构的超越， 打开了“被告人－被害人－国家”的三元结构大门，凸显了被害人在刑法评价模式中的主体地位，已成为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中常见的酌定量刑情节。准确厘定被害人过错，对推动刑罚个别化，实现刑罚的轻缓化不无裨益。

缓刑考验期满后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的案例思考认为撤销缓刑存在诸多不妥之处。一是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该法条强调的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的”才应当撤销缓刑，该案不是在这期间发现的。

初探假释犯适用刑法禁止令的可能性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创设了刑法禁止令制度，对判处管制和宣告缓刑的罪犯，同时可以禁止其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而假释犯在假释期间，其假释条件和要求与宣告缓刑有类似之处，是否假释犯也存在刑法禁止令适用的可能性。

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缺陷与完善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规定的自然人对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但根据我国相关部门的统计，全国法院每年都要判处未成年罪犯7万多名，且未成年犯罪呈现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的特征，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我们不禁要反思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笔者认为这其中不乏我国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不合理性。

关于涉性别刑法规范的完善性思考我国刑法典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涉性别规范，这种涉性别的刑法规范可以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形：其一是从犯罪主体方面，针对行为人为孕妇群体而在适用和执行刑罚时予以从宽处遇，具体体现为刑法典总则第四十九条对审判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以及刑法典总则第七十二条对符合法定缓刑条件的怀孕妇女应当宣告缓刑的规定；其二是从犯罪对象方面，针对侵犯女性人身权利犯罪而专门设置的罪刑规范，具体体现为刑法典分则第二百三十六条的强奸罪、第二百三十七条的强制侮辱罪和第二百四十条的拐卖妇女罪等。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与应如实回答之辨析，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当面对犯罪嫌疑人时，两条规定的适用是否存在冲突成了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浅论刑讯逼供的危害、成因及预防刑讯逼供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是封建的、法西斯式的审讯形式，是一种野蛮、残酷的审讯办法。由于遭到逼供，难以忍受身体与精神的折磨与摧残，受害人很可能供出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实，产生冤、假、错案，违背人伦道德，违背社会正义。从历史看来，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这一点，古今中外有无数实例可以证明。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运行的困境与完善的路径由于目前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的依据系中央政法委、两高以及相关部委联合发布的一个红头文件，在财税法定制度落实得比较好的地方，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难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当前各级各部门均没有专门的财政预算资金用于救助刑事被害人，也难以建立起专门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各级各部门发放的救助金主要从维稳资金中支付，救助资金来源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