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规范化量刑调研报告本次对盗窃罪规范化量刑的调研，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为指导， 在评析湖北省高院《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和重庆市高院《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的基础上，对盗窃罪如何量化刑期进行技术性探讨，以期对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与“排除合理怀疑”的把握现代刑事诉讼中，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控诉方承担证明责任已成为一项普遍性原则，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但在特定情况下，被告人需承担证明责任。“排除合理怀疑”是我国“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在主观方面的解释与要求，是法官在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之后，产生的对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内心确信。

论不作为犯罪即肯定作为犯罪中也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持这种学说的学者在具体论证的时候又主要有五种不同的见解。他行为说、先行为说、他因利用说、作为义务违反说、防止可能性说。以上五种学说前两种是从不作为以外的作为行为中寻找不作为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因此被称为“作为原因说”。

未成年人犯罪之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相比较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动机单纯，社会环境对其影响较大，其作案动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好奇、虚荣心、逞能等,如翟某某抢劫一案，其在抢一位学生时，因该学生多次被抢，知道翟某某等人是抢钱的

推定规则在腐败犯罪追诉中的运用及完善在我国腐败犯罪追诉实践中，也常涉及到推定的运用问题。如对非法所得的推定、腐败犯罪涉案款物去向的推定、“以借为名”等新型受贿定性的推定等。由于推定是对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修正，推定的结论也只是具有高度盖然性，所认定的事实一般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因此推定的运用务必特别慎重。

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刑事案件定性问题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认定，但应以故意伤害（轻伤）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结合被告人王某具有自首、刑事和解等量刑情节，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可对被告人王某宣告缓刑的量刑建议。最终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宣告缓刑一年。

我国刑事侦查工作改革路径之微探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1款之规定“‘侦查’一词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基础性、独立性的诉讼阶段，对后续提起公诉与审判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准确实现立法意图 为法治反腐奠定基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犯罪的定罪标准、刑罚适用等问题作出了详尽规定，对于指导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办案，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解决实务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这一解释准确实现了立法意图，从而为法治反腐打下了坚实基础。

略谈最新司法解释中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贪污受贿犯罪是贪利型的职务犯罪，犯罪数额是其社会危害程度的基本决定因素。因而《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设定，还是以犯罪数额为首要的模式，只是改“具体的数额模式”为“概括的数额模式”，以维护刑法立法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并授权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动态地、科学合理地设置某一时期的具体数额标准。

依法从严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对贪污、受贿构成要件作扩大解释，更易于检察机关成功起诉贪污、贿赂犯罪，更有利于法院适用刑法有关条款定罪判刑。具体而言：一是《解释》第十二条不仅继续坚持以往司法解释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扩张到“财产性利益”，而且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归类细分：“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