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权的法治逻辑，欲认清环境权，应立基于我国政治建构和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利益配置的要求。应以环境资源的生产利用对生存利用提供“合理回报”为主线，树立前者在利益源出和社会地位上从属于后者的理念，重新解释环境权背后的利益流动。从实质逻辑角度看，环境权须贯穿经营者内部、生产性利用和生活性利用、生产生活利用和生态环境间三重关系，并落脚于经营者间竞争关系。从形式逻辑角度看，环境权应当是公民的本体性环境权、国家的调节性环境权和先进经营者的工具性环境权构成的制度体系。

论司法政策及其法治使命司法政策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司法政策的探究，既要遵照政策和司法政策的一般理念，也要根据国家实在法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还要沿循既有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实践。司法政策可两分为“法定司法政策”和“依法定司法政策”，两类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效力虽皆不同，但都不影响司法政策对当下目的的关注和追求。我国的政策及司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作为法律要素而存在，相对法律，其具有明显独立性。就司法政策而言，其制定主体多元、法律根据欠缺，因此，在法律上完善司法政策，是保障其在法律原则、规则前提下，实现“具体法治”“效率法治”“实质法治”使命的必由之路。

中国民法典的特色及解释适用民法典的制定，总结了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体制改革、法学发展与民事立法，具有维护权利、适应社会发展重大长远的历史意义。其主要目标在于建设一个维护人格尊严、保障私权、自由平等的私法秩序和法治社会。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包括重构法人制度，创设公有制物尽其用的物权种类，合同法违约责任的国际化及现代化有助于推动市场经济，婚姻家庭及继承法贯彻了婚姻自由及男女平等原则。立法技术影响法典的风格和质量，规范密度不足，未能建构明确的请求权规范（要件及效果），有赖法之解释及法之续造，使其更为完善。

行政公益诉讼起诉期限问题研究在现行法律难以直接适用的情况下,应坚持起诉期限制度原理和法律的体系性特征,把准行政公益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的差异和分歧,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公益诉讼"书面叙明程序"规则,以检察机关收到行政机关回函或逾期不回函之日为起算点,推导适用现有一般起诉期限、最长起诉期限及扣除、延长等规定。

行政处罚明显不当的说理依据明显不当与滥用职权一样，同属于实质合法性审查标准，实践中却存在将该标准误用于形式违法所致结果不当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该标准说理依据选择不当所致。无论是从法学理论还是司法实践出发，法律原则均是明显不当说理依据的不二选择。从法教义学视角，梳理明显不当争议个案，提炼其司法说理依据的一般基准，可为该标准在同类案件中的适用提供有益参照。

试论公司担保中的无权代理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意思表示可以由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作出。《公司法》第16条既是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也是对代理人代理权限的法定限制。如此，担保代理权的外观就包括公司担保决议与代理权授予行为。代理人无权代理，以公司名义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未经公司以适格的公司担保决议追认，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不管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其法律后果均不由公司承受。

论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其他人员越权的差异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曹兴权教授、杨士民博士研究生在《论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其他人员越权的差异》一文中，以公司越权交易中行为人的身份为区分逻辑，比较不同身份的行为人在“相对人应当知道”的内容上之差异；围绕上述制度中的主观要件展开体系化、具体化的分析，构建了司法审判中精确的相对人审查义务标准，并为无权代表（理）中的责任分配提供了法理依据。

法定返还之债规则的合与分所有物返还、不当得利返还、解除后返还是法定返还之债的三大规范群。在返还效果规则方面，三者存在诸多共性，主要体现在原返还义务─次返还义务的两阶段判断结构、善意返还义务人仅返还现存利益、返还义务人原则上不就不可归责于己的事由引起的原返还义务消灭负责（风险负担规则除外）。同时，三者也因功能不同，在事实构成和效力范围等方面会有诸多差异。因此，有必要重新整理三大返还规范群，求同存异，建立科学的返还规范体系。

论阻断诉讼的法律风险及其司法控制阻断诉讼是一种防御措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第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规定的阻断诉讼，赋予私人针对外国组织或者个人的追索求偿权，允许私人直接在本国法院发动损害赔偿之诉，事实上将具有报复性的国家间反制措施的发动权，从国家向私人主体转移和让渡，沿循和激活了国内公法域外适用的私人执行机制。

裁判文书说理如何对待司法政策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抓手。随着司法公开制度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案件开始接受“晒太阳”的考验，裁判文书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司法公信与司法权威。加强裁判文书理论研究，以深厚的理论研究成果提高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效果，逐渐成为应用法学研究的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