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运用社会公共道德释法说理的方法论法官一方面要坚持从法律立场出发进行判断，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置道德情理于不顾。为此，在司法中贯彻社会公共道德对裁判说理具有重要意义，它既能和传统法律解释方法相结合充分阐释出法律中蕴含的文理、法理、情理和常理，又能为裁判结论的实质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理由支撑。

论出资意义上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冲突适用规则司法实务中，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都可能成为股东出资义务履行的依据。公司章程终止股东协议的学说观点，是对股东协议功能的错误定位，既不合于国外立法，也与合同终止理论、国内的立法和司法判决不符。基于我国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模式、立法已经认可股东书面一致同意可以替代股东会决议等理由，补充股东协议、而非召开股东会表决的方式可以变更章程内容。在出资事项上，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本质上的约定性，决定了二者没有必然的效力优劣之分。

高等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的法律架构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途径，而现实中许多校企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阶段，如何深化高职教育校企合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校企合作本质上是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上协同制定管理的规章、规则、条例，实现责任共担、利益分享、权力协同，是一种典型的合作治理实践。根据合作治理理论，深化高职教育校企合作，离不开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等。为解决高职教育校企合作在合作意愿、合作风险、合作保障等方面面临的诸多法律困境，需要进一步建构校企合作多元化制度激励机制、明确合作关系法律性质、具体化法律责任等。

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使命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为全面依法治国指明了发展方向，也为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聚焦使命任务，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完善行政立法，实现改革与立法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树立司法权威，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防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突破法律底线。坚持依法防疫和依法抗疫，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加快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论失信惩戒的行政诉讼可诉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失信惩戒具有跨越公私界、形态多样、嵌入联合惩戒机制、多以非立法性规则为直接依据等特点。对于失信惩戒在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问题，应当解除行政诉讼适格被告教义对行为可诉性分析的束缚，运用形式主义的主体进路、实质主义的功能进路和特定法律制度结构性安排的分析框架，首先甄别争议中的失信惩戒是否属于公共管理行为，而后结合联合惩戒构成多阶段行政程序的特点，对“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内部行为”“过程性行为”等不可诉行为原理以及“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原理进行有针对性地阐释和运用。

类推解释在民商事司法中的运用类推解释发端于罗马法时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法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赋予了法律更强的实践性和生命力。类推解释并非纯粹的法律推理，而是一种考虑立法意旨、构成要件、实际案情、适用结果的解释活动，具有一定创造性。类推解释适用现有法律规则框架，力求符合立法原意，合理填补漏洞，使裁判结果具有妥当性和可接受性。

禁诉令成文立法模式探讨禁诉令与行为保全的互动纠葛引发国际私法与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双向关注，两项制度虽同有“禁止一定行为”的内涵，却不能据此得出行为保全容纳禁诉令的结论，国内司法将禁令制度划入行为保全的做法并不可取。面对禁诉令的引入与建构，应充分研究禁诉令的成文立法模式，尤其是该制度在民事程序法中的体系定位。以行为保全为禁诉令之法律依据实为忽略了两者之间的深层差异：从功能特性入手,我国的行为保全与德国法中定暂时状态之假处分相似，是维持诉讼状态的预防性程序措施；孕育自英美法系司法实践的禁诉令，天然呈现出衡平特征，除限制个案当事人以保障内国诉讼程序之外，已成为公认的调节国际平行诉讼的支柱性工具，具有独立创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有关问题研究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标准，是在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用以衡量、评价规范性文件是否应予撤销或者纠正的一系列准则和尺度。审查主体运用并依据这些准则和尺度，对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和制定程序进行检视，从而对规范性文件是否应当予以撤销或者纠正作出评价和判断。

股权受让人出资责任的规则建构分析在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情形下，为兼顾股权转让的资源配置效益与资本充实的信用保障效益，应建构股权受让人出资责任规则。此次公司法修订在司法经验基础上，对该项规则进行了调整充实，但仍有结构性缺陷和应用性障碍。应将认缴制下的出资义务设定为股权负担，由此建构以“物的关系”为表征的股权受让人出资责任规则，并将出资义务履行情形分为三类，分别设置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出资责任：未届缴资期限而转让股权，由股权受让人届期承担出资义务，转让人不再承担出资责任；未按期足额缴资而转让股权，由股权受让人承担出资责任，构成出资违约的转让人承担补充责任；非货币出资财产实际价额显著低于认缴额而转让股权，股权受让人不承担出资责任，由该项出资的转让人承担差额补足责任。

论我国民事执行立法内容确定技术的四对关系处理好民事执行立法与民事执行改革政策、民事执行实践经验、理论研究成果、域外民事执行体制经验的关系，是我国民事执行单独立法内容确定技术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提高我国民事执行法的立法质量、实现民事执行的制度功能的关键所在。其中，关于处理民事执行立法与民事执行改革政策的关系，立法的基本立场应当是既要坚持有法必依，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又要容许并鼓励改革，不断推进民事执行现代化；关于处理与民事执行实践经验的关系，应当尊重民事执行的基本规律，防止将习惯做法误作实践经验，尤其要防止将不符合规律的习惯做法当作实践经验写入民事执行法；关于处理与理论研究成果的关系，民事执行立法要做到客观分析其作用、妥善处理其争议、辩证分析其与实践经验的冲突；关于借鉴域外执行实践经验，应当在坚守我国法律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吸收域外的典型、可靠和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