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询问答复的类型与适用控制传统观点认为法工委的法律询问答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存在功能混同的问题，使得该制度在民主正当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但上述立场难以成立。在职权属性上，二者具有本质区别。前者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兼顾民主与效率的结果，具有决策咨询属性；后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法律在不同法域实施与司法解释的重要手段，具有监督权属性与终局性。在功能类型上，法律询问答复虽大多以“解释法律”为基本表征，但其主要用于协调组织事务、调控立法争议以及为执法、司法活动提供参照等法政实践，是司法解释难以涉猎与立法解释无需介入的领域。为规范法律询问答复的具体适用，应从法解释学的角度明确制度展开的管辖范围、程序规范及监督机制三项要素。而无需诉诸制度废除或主体变更等根本性改革方案。

债权共相与效力殊相：执行债权的概念厘定在通过强制执行实现实体债权的过程中，理论和实践往往在查封执行标的、责任财产价值维持、实体债权已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等意义上使用“执行债权”的概念，为超出实体债权的特殊效力寻求理论依托，有时也会误将实体债权的归属确定性转用于执行债权。基于物上请求权本就具有的债权属性、物上请求权总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以及强制执行总是在特定当事人之间施加强制等理由，执行债权以债权为共相，而不必以给付请求权的概念替换。执行债权与个别责任财产存在具体关联，在权利实现路径上具有特殊性，也可以为存在实体瑕疵的执行提供形式依据，并且以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为其保障方式，因此有必要借助其效力殊相作为分析工具。

独立董事制度是弘扬企业家精神、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制度设计。为突出独董制度的强制性色彩、提升独董制度的法律效力，《公司法》第122条规定：“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我国独立董事群体是上市公司治理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独董德才兼备、诚信勤勉，在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制衡控制权人、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保全错误的程序法解释“保全错误”及其“赔偿责任”的含义可以分别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角度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裁判建立起单纯从实体法角度进行解释的规则，不仅不符合立法原意，而且违背保全申请行为的基本原理，导致申请人申请保全权与被申请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失衡。在裁判方法上，以基础案件实体裁判结果倒推申请人主观状态的方法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单纯实体法解释导向下的保全程序规则局部萎缩，担保功能变异，判断保全错误的实体标准模糊，潜藏司法不统一的危险。应当重视保全错误的程序法解释，仔细区分程序法意义上的保全错误与实体法意义上的侵权。

参照适用的核心难题是规范参照适用司法技术，防止法官恣意，增强法律安定性。参照适用较之类推适用具有更高的确定性。参照适用可以引导我们探索立法者在实定法中的未尽之言。参照适用是释放民法典体系效益、避免重复规定的立法技术。参照适用立法技术有助于避免重复规定，实现立法简约；对法律条文适用范围的妥当安排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参照适用。参照适用有意识地弥补《民法典》的漏洞，是具有“造法”功能的司法技术，但参照适用也不是对法律漏洞的终结。经由参照适用技术可以“创造”法律，推动法律发展，实现民法典的再体系化和与时俱进。

库存股的组织法规范与公司资本制度的衔接2021年12月公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虽然沿用了2018年修改条文的内容，但是移植了分配规制之财务资助、发行规制之授权资本制、无面额股制度、重组制度之简易合并、简易减资制度。因而，在立法层面应根据股份回购的目的、财源以及包括再发行在内的库存股的转让等具体功能，进一步梳理库存股组织法层面的法律构造与资本制度的体系性衔接，明晰股东与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担保的从属性规则中几个存疑问题探讨其保证人或物上保证人仍须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反担保合同的效力虽不取决于本担保合同，但不应因此而完全否定其在设立、移转、范围、消灭等方面对本担保合同的从属性；再担保合同直接从属于本担保合同，并间接从属于主债权债务合同，其效力受本担保合同和主合同的双重影响；债权人、担保人和反担保人、再担保人的追偿权行使，应适用或参照适用《民法典》第700条所确定的顺位规则。

传统上，科技治理主要聚焦健康、环境等物理性风险；但在当代，科技治理开始关注并回应科技对人的主体性、社会交往规则、价值观念的影响等伦理问题，并不断呈现出“伦理化”态势。这要求我们反思将科技与科技使用行为相割裂的方法论，推动科技治理适度民主化、社会化。但这一任务面临科技与社会关系的不确定性、开放决策维度的难题、伦理立场的多元性与变动性等挑战。

民事、行政及行政三大审判思维之不同我国法律构建了三大诉讼法律体系，即：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及刑事诉讼。法官在进行民事审判、行政审判及刑事审判时，审判思维有何不同呢？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对此有深入思考，以下是他的文章。

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不仅是科技创新的前沿与经济成长的驱动力，也日益成为民事主体的重要财产，然而，数据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如何完善数据立法，对数据权益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是数字时代的法律必须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民法典》承认了数据作为一种民事权益，应当受到保护。《民法典》第127条未明确数据权益的性质，而是转介至各法律部门，不仅顺应了民法的内在逻辑，也为我国后续数据立法保留了空间，有其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