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使用“私刻公章”对外有法律效力吗

公司使用“私刻公章”对外有法律效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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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公安部印章管理办法》第十条：需要刻制印章的单位应当到公安机关批准的刻制单位刻制;刻制单位将刻制的印章向公安机关办理印鉴备案后，方准启用。律师提示企业依据上述规定刻制的企业公章当然具有法律效力，但企业使用未经批准备案的“私刻公章”(本文所称“私刻公章”是指企业未经法定程序自己刻制的公章，不同于企业以外的未经授权主体擅自伪造企业公章的行为)，对外一样具有法律效力。

《公安部印章管理办法》作为部门规章，无权否定企业使用未经批准备案的“私刻公章”的法律效力。

一、 未备案公章企业一经使用，对外即具备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公司对外使用的公章只要在某一交易或诉讼中承认其效力，则不论该公章是否经公司授权、是否系他人私刻甚至伪造、是否进行工商备案，均不得在另一交易或诉讼中否定其效力。

案件来源：汪天雄与重庆群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朱惠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55号]。

二、企业使用或者认可使用非备案公章效力后，再无权对其非备案公章的使用效力作出选择性认可。

裁判要旨：最高法院认为，“中航技公司对于衡阳案和广州案保证合同中其非备案公章使用效力的认可，其效力不应该仅仅限于衡阳案和广州案，同样也应当延展到本案。企业使用或者认可使用其非备案公章，其行为效力同样具有公示效力。对于使用或者认可使用非备案公章效力的企业，无权对其非备案公章的使用效力作出选择性认可。原审判决认定中航技公司对涉案公章的效力认可只是限于特定交易行为，不涉及其它交易行为，以及景德镇工行并未将衡阳案和广州案中航技公司非备案公章作为签订本案02号保证合同的依据，与公章的公示力相违背，本院不予支持。不论本案02号保证合同与衡阳案、广州案加盖中航技公司非备案公章是否为中航技公司所有或者使用，中航技公司只要认可其非备案公章的使用效力，便具有公示性，从而必须为其行为承担责任。”

案件来源：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与中国航空技术珠海有限公司、上海中皇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48号]。

三、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使用两枚公章的情况，两枚公章对外均代表公司，合同上加盖哪一枚公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裁判要旨：关于转让合同上加盖的公章问题。根据本案证据显示的内容，鲁泉公司成立后，没有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公章备案;鲁泉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使用两枚公章的情况。一审法院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可反映，鲁泉公司的两枚公章在公司年检、经营管理中均先后使用过。鲁泉公司主张合同上加盖的该枚公章系刘法亭私刻使用、鲁泉公司不认可，但就此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且与案件证据反映的内容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况且，陈怀深作为与鲁泉公司签订合同的相对人，根据经济交往常理，客观上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合同上加盖的公章系鲁泉公司使用的印章。至于鲁泉公司使用公章不规范的问题，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因此，两枚公章对外均代表鲁泉公司，合同上加盖哪一枚公章，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案件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84号邹春金与陈怀深、海南鲁泉实业有限公司、王洪英、崔传珍、陈延峰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案。

四、企业公章被盗、抢或丢失后，以非经法定程序私刻的公章对外处分权利，只要经其法定代表人确认，亦能代表其公司意志，同样可以作为企业独立处分权利的意思表示证明。

裁判要旨：法院认定，越炜公司系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合法企业，其陆续供给富春江医院的卫生耗材和体外诊断试剂均属合法经营，故双方的买卖关系应予确认。2005年9月，越炜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尚未清算，其丧失的只是经营权，这并不影响公司独立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

由于备案公章遗失，为处置对外债权债务之需要，越炜公司又重新刻制公章一枚，且该公章已经公司法定代表人确认。故越炜公司将对富春江医院享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康健公司之行为，应属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富春江医院以越炜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该公章刻制程序不合法来抗辩其债权转让不具有可信性之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信。

案件来源：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杭商终字第311号杭州富春江医院与杭州康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五、企业尚未正式成立，经其企业发起人股东授意私刻的印章对外签订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其法律责任由成立后的公司承担。

裁判要旨：本院认为，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协议书》及中海信达公司出具的《担保书》均系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中海信达公司上诉提出《流动资金借款协议书》、《借款及保证协议》签订时华商金安公司尚未成立，该协议上加盖的华商金安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系伪造。本院对此认为，从案外人中新开公司、华商金安公司与中海信达公司订立的《借款及保证协议》、经纬时代公司和包括本案姚明辉在内的48位自然人订立的《出资协议书》、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本案当事人各方及案外人对“79号院腾退项目”实施的资金支持及合作方式问题达成一致，中海信达公司于上述协议订立时，不仅知晓华商金安公司尚未成立，亦知晓“79号院腾退项目”的资金实际来源于作为华商金安公司股东包括本案姚明辉在内的48位自然人的借款，不存在骗取担保的事实。

协议订立时，华商金安公司虽未正式成立，但其公司发起人股东已经代表公司签订协议，协议履行的法律责任也由公司在成立后实际承担。并且对于协议上加盖的公章问题，华商金安公司也向本院解释为协议订立后补盖。因此，中海信达公司以《流动资金借款协议书》、《借款及保证协议》上华商金安公司的公章问题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本院不予支持。

案件来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二中民终字第19970号 中海信达担保有限公司与姚明辉等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综上，企业未经法定程序自己刻制公章对外一经适用即代表企业，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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