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评价来说，违背女性意愿的‘买媳妇’行为，几乎是天然地内含了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重罪的内容。没有这些重罪内容的‘买媳妇’，几乎无法想象。在这个意义上，收买被拐妇女罪，甚至可以被评价为是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等重罪的预备犯。”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如果承认自由是人生来就应享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那么，人（包括作为人的政治结合体的国家）就不能恣意对人进行裁判和惩罚，惩罚便成为刑法学中的最根苯课题。所以，刑法学在作为教义学面容呈现的同时，必须关注其作为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属性，回答刑法适用如何体现国家政治结构与权力运转，以及国家对公民诉诸强制力的正当性问题。

刑事合规的立法化是其激励机制真正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根本之路。域外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刑事法方面进行广泛且持续的立法，包括免责事由、减免处罚、一般诉讼规则、暂缓起诉等，提供了颇为丰富的立法经验。刑事合规的中国化绕不开立法。在实体法方面，单位犯罪的立法调试是重点，既要考虑单位犯罪理论体系的衔接，也要从单位合规计划的构建、实施、激励等方面进行详尽规定。在程序法方面，应激活强制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激励效应，并从立法上予以确认；应通过不起诉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变通适用，进一步探索暂缓起诉制度的中国方案，并妥善处理好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

刑事辩护中协商和妥协的艺术刑事辩护是一种对抗的艺术。从第一审程序的角度来看，所谓刑事辩护，其实是一种通过推翻或者削弱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来说服法院接受本方辩护意见的诉讼活动。与公诉机关立场、观点和诉讼主张的冲突与对抗，是刑事辩护的常态，也是辩护律师为委托人利益而斗争的内在应有之义。

证据辩护的中国模式我国法治建设、法院审判以及司法制度中均存在一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在刑事辩护中律师也主要是以实体为中心。在那个时代，律师大多围绕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辩护，辩护词也基本按照犯罪构成四要件的顺序展开，比如犯罪主体不适格、犯罪客体不存在、犯罪主观方面没有犯罪故意、犯罪客观方面不具备犯罪行为和结果、犯罪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等等。

遭受性侵害未成年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一般不予受理，其中，“一般”可反向理解为有例外。性侵犯未成年人，本身是一种性剥削，自然存在精神损害，被害人可就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核心问题研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客观上要求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与其他帮助性质的正犯一样，该罪的罪状自然要求依附于他人的犯罪，起码他人实施了侵害法益的行为，才能对该帮助行为人予以处罚，这是由该罪的实质帮助犯性质决定的，不能以此否定该罪是独立的罪名。本罪明知的含义只能是明确知道，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明知，不能为了减轻证据证明的困难便背离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任意扩大明知的认定范围，可以通过推定来认定明知。从罪状表述上来看，本罪的帮助对象只限于犯罪而不包括违法行为，这可能导致该罪的适用范围过于限缩。

建议废除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认罪认罚案件不能因为被告人上诉检察机关就此抗诉，二审就加重刑罚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大改革部署。从全国法院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案件数量、比例稳步上升。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认罪认罚案件79.5万件，占同期审结全部刑事案件的71.3%，审判质效明显提升，在依法及时惩治犯罪、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谈谈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如何办理刑事申诉案件，首先要针对具体原因，而刑事申诉案件之所以如此之多的原因又是非常复杂的。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刑事申诉案件多是由于冤假错案多之故。但实际上，刑事申诉案件中确实属于冤假错案的只是极少数，把刑事申诉案件多归因于法院办的错案多是简单化的思维，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