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人组织刑事责任的追究策略选择法人所明知的内容并不必然等同于个体代理人所掌握信息之和。受到法人投入于信息收集、分享、分析相关领域成本多少以及特定结果预见可能性大小的双重影响，法人可突破决策机构与决策人的预见范围对行为与结果间的关系具有“更加接近或远离于真实”的认识。对法人的责任形式采用主观推定的方式，不仅于刑事诉讼程序上不必区别对待作为犯罪主体的法人组织，也有利于令司法机关利用熟悉的方式获得更加合理的结论。

自洗钱入罪后的争议问题自洗钱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对自洗钱犯罪与上游犯罪必须实行数罪并罚；在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较重的立法例之下，对自洗钱与其上游犯罪的数罪处理应当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与罪数原理；自洗钱与上游犯罪属于想象竞合、牵连犯时，虽然应认定为数罪，但不应实行数罪并罚。

构建一体化实质出罪机制 推进少捕慎诉慎押贯彻实施以形式入罪、实质出罪推进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哪些可捕哪些可不捕，必须以刑法实质出罪机制为基础，以形式入罪、实质出罪思维，对社会危险性条件进行实质审查。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核准追诉相关问题探讨从谨慎把握严格控制对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追究刑事责任的立法精神的角度理解，“情节恶劣”应该是独立于罪行和后果之外的另一重限制。少年司法需要遵从“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即不仅考虑“行为”，还需考虑“行为人”。因此，在少年司法的语境下评价“情节恶劣”，就不仅仅要从事实本身表现出来的起因、动机、手段、后果等事实方面进行判断，还要考虑行为人本身的人身危险性、可教育矫正性，以及非刑罚的替代措施实现教育矫正的可能性等。

张明楷教授谈刑事司法的底线就是公正刑事司法应当公正。公正的基本法则是，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司法，在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在罪恶与惩罚之间，必须有一个中立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如同两个行为和两个行为人之间的正确距离的担保者。司法人员在适用刑法时，应当以刑法理论为指导，而不应当与自己的利益产生任何联系。但是，部分办案人员与办案机关在处理案件时，并没有以刑法理念为指引，而是以自身利益为导向。之所以会以自身利益为导向，主要是因为不科学的考核指标的泛滥与罚没收入的返还。

防卫行为何时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正当防卫制度被激活后，司法机关对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件的认定严格度虽有所放缓，但传统的法益衡量立场仍处于主流地位。从立法意旨“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出发，正当防卫制度基本上排斥法益衡量立场。在此基础上，如何认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要件存在难题，需要进行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建构。文章立基于“必需说”立场，选择倾向于防卫人的角度对行为是否具备有效性、最小损害性、非属权利滥用等展开讨论，论证流畅，值得一读。

论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的责任承担刑事合规制度的引入促使得我国许多学者对于单位犯罪的责任承担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也在探讨与实践当中发现了许多问题。概括而言，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责任的承担的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

酒后帮朋友挪车11米，构成危险驾驶罪行为人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具有法律拟制的危险性，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根据该规定，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行为犯，不以发生具体危害后果为构成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就推定其具有发生危害结果的紧迫(高度)危险。因此，以驾驶距离较短、速度较慢为由主张醉酒驾驶没有危险，理由上难以成立。

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若干问题的探讨由于我国刑事法律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具体罪状方面存在一定的模糊和漏洞，给造、销假者留下了法律空子，也给司法实践造成困难。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本身涉及到了诸多刑法基本理论，如犯罪的形态、法条竞合、数罪并罚等，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笔者力图以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为基点，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与操作有所裨益。

合规不起诉的8个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启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作为检察机关平等保护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改革举措，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也面临着一些重大争议。陈瑞华教授自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一直密切关注改革动态，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论文，还亲自前往多个试点机关进行实地调研。请陈瑞华教授先对该项改革做一总体性介绍和评论，再谈一谈改革所面临的主要争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