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指导案例第32号 张某某、金某危险驾驶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4年12月18日发布）
裁判要点
1.机动车驾驶人员出于竞技、追求刺激、斗气或者其他动机，在道路上曲折穿行、快速追赶行驶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规定的“追逐竞驶”。
2.追逐竞驶虽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但综合考虑超过限速、闯红灯、强行超车、抗拒交通执法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足以威胁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属于危险驾驶罪中“情节恶劣”的情形。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3日20时20分许，被告人张某某、金某相约驾驶摩托车出去享受大功率摩托车的刺激感，约定“陆家浜路、河南南路路口是目的地，谁先到谁就等谁”。随后，由张某某驾驶无牌的本田大功率二轮摩托车（经过改装），金某驾驶套牌的雅马哈大功率二轮摩托车（经过改装），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乐园路99号车行出发，行至杨高路、巨峰路路口掉头沿杨高路由北向南行驶，经南浦大桥到陆家浜路下桥，后沿河南南路经复兴东路隧道、张杨路回到张某某住所。全程28.5公里，沿途经过多个公交站点、居民小区、学校和大型超市。在行驶途中，二被告人驾车在密集车流中反复并线、曲折穿插、多次闯红灯、大幅度超速行驶。当行驶至陆家浜路、河南南路路口时，张某某、金某遇执勤民警检查，遂驾车沿河南南路经复兴东路隧道、张杨路逃离。其中，在杨高南路浦建路立交（限速60km/h）张某某行驶速度115km/h、金某行驶速度98km/h；在南浦大桥桥面（限速60km/h）张某某行驶速度108km/h、金某行驶速度108km/h；在南浦大桥陆家浜路引桥下匝道（限速40km/h）张某某行驶速度大于59km/h、金某行驶速度大于68km/h；在复兴东路隧道（限速60km/h）张某某行驶速度102km/h、金某行驶速度99km/h。
2012年2月5日21时许，被告人张某某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事实，并向公安机关提供被告人金某的手机号码。金某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于2月6日21时许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事实。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21日作出（2012）浦刑初字第4245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张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被告人金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宣判后，二被告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 构成危险驾驶罪。刑法规定的“追逐竞驶”，一般指行为人出于竞技、追求刺激、斗气或者其他动机，二人或二人以上分别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规定，在道路上快速追赶行驶的行为。本案中，从主观驾驶心态上看，二被告人张某某、金某到案后先后供述“心里面想找点享乐和刺激”“在道路上穿插、超车、得到心理满足”；在面临红灯时，“刹车不舒服、逢车必超”“前方有车就变道曲折行驶再超越”。二被告人上述供述与相关视听资料相互印证，可以反映出其追求刺激、炫耀驾驶技能的竞技心理。从客观行为上看，二被告人驾驶超标大功率的改装摩托车，为追求速度，多次随意变道、闯红灯、大幅超速等严重违章。从行驶路线看，二被告人共同自浦东新区乐园路99号出发，至陆家浜路、河南南路路口接人，约定了竞相行驶的起点和终点。综上，可以认定二被告人的行为属于危险驾驶罪中的“追逐竞驶”。
关于本案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恶劣”，应从其追逐竞驶行为的具体表现、危害程度、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方面，综合分析其对道路交通秩序、不特定多人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的程度是否“恶劣”。本案中，二被告人追逐竞驶行为，虽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从以下情形分析，属于危险驾驶罪中的“情节恶劣”：第一，从驾驶的车辆看，二被告人驾驶的系无牌和套牌的大功率改装摩托车；第二，从行驶速度看，总体驾驶速度很快，多处路段超速达50％以上；第三，从驾驶方式看，反复并线、穿插前车、多次闯红灯行驶；第四，从对待执法的态度看，二被告人在民警盘查时驾车逃离；第五，从行驶路段看，途经的杨高路、张杨路、南浦大桥、复兴东路隧道等均系城市主干道，沿途还有多处学校、公交和地铁站点、居民小区、大型超市等路段，交通流量较大，行驶距离较长，在高速驾驶的刺激心态下和躲避民警盘查的紧张心态下，极易引发重大恶性交通事故。上述行为，给公共交通安全造成一定危险，足以威胁他人生命、财产安全，故可以认定二被告人追逐竞驶的行为属于危险驾驶罪中的“情节恶劣”。
被告人张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金某投案自首，依法亦可以从轻处罚。鉴于二被告人在庭审中均已认识到行为的违法性及社会危害性，保证不再实施危险驾驶行为，并多次表示认罪悔罪，且其行为尚未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后果，故依法作出如上判决。
《刑事审判参考》第891号案例 廖开田危险驾驶案
【摘要】
在小区道路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本案中，在案证据证实，案发地龙江半岛花园物业服务中心与开发商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是非封闭式管理，实际执行的也是开放式管理，小区非住户车辆可以自由出入小区、在小区内停放，因此，该小区道路具有公共性，属于《道交法》规定的“道路”。被告人廖开田在该小区内醉酒驾驶机动车，属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廖开田危险驾驶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廖开田，男，1966年12月24日出生。2010年10月25日曾因醉酒驾车被行政拘留15日，2011年6月12日因涉嫌犯危险驾驶罪被取保候审。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廖开田犯危险驾驶罪，向上思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廖开田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但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廖开田的辩护人基于以下理由提请法庭对廖开田免予刑事处罚：（1）廖开田酒后在小区内道路移车换位，主观动机是为保护单位车辆安全，犯罪情节轻微；（2）廖开田平时工作表现良好，案发后积极配合交警调查并主动赔偿被刮车辆损失，具有悔罪表现，且其患有严重疾病，急需手术治疗。
上思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廖开田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水利局司机。2011年6月11日18时许，廖开田下班后将其单位车牌号为桂p30722的三菱汽车开回其居住的上思县思阳镇龙江半岛花园小区内停放，然后坐三轮车外出与同事吃饭。当日21时许，廖开田酒后坐三轮车回到小区，发现三菱汽车停放的位置离其居住单元楼有一段距离，决定将车开到其居住的6-7栋楼下停放。廖开田驾车行驶约50米到其楼下，在倒车入库时汽车尾部与停放在旁边的车牌号为桂AsJ301的汽车前部发生碰撞。发生事故后，被撞汽车车主报警，公安人员即赶到现场将廖开田抓获，并认定廖开田负事故全部责任。经鉴定，廖开田血液酒精含量大于300毫克/100毫升。案发后，廖开田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800元。
上思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廖开田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公诉机关指控廖开田犯危险驾驶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廖开田醉酒驾驶机动车，血液中酒精含量远超出醉酒驾驶标准，达到300毫克/100毫升以上，且在驾驶中与他人车辆发生碰撞，负事故全部责任，应当酌情从重处罚。鉴于廖开田是为了挪车而在小区内醉酒驾驶机动车，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积极主动赔偿被刮车辆车主损失，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关于廖开田的辩护人提出廖开田患有严重疾病的意见，与本案判罚没有直接关联性，不属于刑罚适用情节范围，故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上思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廖开田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廖开田不服，以犯罪情节轻微且真诚悔罪，请求对其宣告缓刑为由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辩护人亦提出相同的辩护意见。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一审法院综合廖开田犯罪事实、悔罪表现和认罪态度以及积极赔偿被撞车辆损失等情节，对其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并无不当，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在小区道路醉酒驾驶机动车，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三、裁判理由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人廖开田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地点是否属于危险驾驶罪罪状规定的“道路”，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廖开田醉驾的地点不属于道路，其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罪。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虽然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共通行的场所。”对该规定中“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应当作限制性解释，否则“道路”的范围过于宽泛。界定小区道路是否属于《道交法》规定的“道路”，关键是要判断该小区的道路是否作为公用路段穿行使用。如果仅有业主、访客驾车进出，不宜认定为道路。本案案发小区虽然允许社会车辆进，出，但主要是便于来访人员停放车辆，而不是作为公共路段穿行使用，故在该小区内醉酒驾驶机动车不构成危险驾驶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廖开田醉驾的地点属于道路，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理由是：刑法设置危险驾驶罪时并没有对“道路”作限制性规定，故“道路”的范围应当与《道交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小区道路是否属于危险驾驶罪罪状中的“道路”，关键是要看该道路是否允许社会车辆通行。本案案发小区是开放性小区，社会车辆可以随便进出、停放，故在该小区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我们同意后一种意见，主要理由如下：
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如果没有特别需要扩张或者限制解释的理由，对概念性法律术语的规定应当与其所依附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小区是居民聚居的生活场所，居住的人数众多，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区的规模越来越大，小区内车辆通行的路段往往也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在小区内醉驾对公共安全具有较大的危险性。如果在《道交法》规定之外，另以“是否作为公共路段穿行”作为认定道路的标准，将不利于保障小区内生活的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故对小区道路的认定应当与《道交法》的规定精神保持一致，以是否“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作为判断标准。
常见的小区对社会车辆的管理方式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开放式管理，即小区管理者在小区进出口未设置卡点，或者虽设置卡点，但从未拦截，社会车辆无须任何手续即可自由进出并在小区内停放；第二种是半开放半封闭式管理，即在小区进出口设卡拦截，社会车辆若要进出小区，需要受访业主的同意、登记车牌号或者交纳一定的停车、通行费用；第三种是封闭式管理，即在小区进出口设卡拦截，非业主车辆一律不允许通行，或者征得受访业主同意后，来访车辆停放在小区指定区域。对于第一种和第三种管理方式下的小区道路的定性争议不大，前者属于典型的“允许”社会车辆通行，后者则相反，不属于“道路”。对于如何界定第二种管理方式下的小区道路的性质，则存在较大争议。
我们认为，对道路的认定关键在于对道路“公共性”的理解。而何谓“公共”，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对象的不特定性。无论单位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路段、停车场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收费还是免费、车辆进出是否需要登记，只要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自由通行，就属于道路；如果仅允许与管辖单位、人员有业务往来、亲友关系等特定事由的来访者的车辆通行，则不属于允许社会车辆通行。就小区而言，如果来访车辆经业主同意后可停放的，因其进出小区的条件建立在来访者与受访业主的亲友关系之上，故对象相对特定，范围相对较小，此种管理方式下的小区不具有公共性，不属于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若社会车辆只要登记车牌号或者交纳一定费用，即可进出小区、在小区内停放的，则其通行条件并无特定的人身依附关系，对象不特定，范围面向社会大众，在该管理模式下的小区道路、停车场与公共道路、停车场无异，属于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特别是有的地方公共停车场车位有限，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当地政府出台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小区将内部停车场面向公众，实行错时收费停车，社会车辆在单位管辖区域内通行的情况将越来越普遍。如果不将这些停车场认定为道路，将不利于保障这些地方的交通安全。
本案中，在案证据证实，案发地龙江半岛花园物业服务中心与开发商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是非封闭式管理，实际执行的也是开放式管理，小区非住户车辆可以自由出入小区、在小区内停放，因此，该小区道路具有公共性，属于《道交法》规定的“道路”。被告人廖开田在该小区内醉酒驾驶机动车，属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刑事审判参考》第892号案例 林某危险驾驶案
【摘要】
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本案不宜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在道路上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林某危险驾驶案
一、基本案情
检察院以林某犯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2年10月3日19时许，林某醉酒驾驶一辆“台铃”牌电动自行车，行至某村路口时被当场查获。经鉴定，林某血液酒精含量为179.04毫克/100毫升。
法院认为，林某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林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以林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一审宣判后，林某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三、裁判理由
实践中，对于汽车、货车等常见车型认定为机动车没有异议，但对于以动力装置驱动且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超出有关国家标准，达到或者接近机动车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以下简称超标车）是否属于机动车，争议较大。各地司法机关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存在不同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主要理由是：（1）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不属于非机动车。《道交法》第119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根据《道交法》的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在逻辑上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既然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是非机动车，超标电动自行车则不属于非机动车。（2）超标电动自行车符合机动车类别中摩托车的技术条件。2012年9月1日施行的《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Gb7258-2012，以下简称《机动车国标》）将摩托车界定为由动力装置驱动，具有两个或者三个车轮的道路车辆，并将电驱动、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20.公里／小时、具有人力骑行功能，且整车整备质量、外廓尺寸、电动机额定功率等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两轮车辆等四类车排除在外。其中，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公里／小时的属于轻便摩托车，最大设计车速大于50公里／小时的属于普通摩托车。根据该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已达到轻便摩托车甚至普通摩托车的技术条件，故属于机动车。（3）出于安全保障需要有必要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实践中，为满足消费者快捷出行的需求，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商制造的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大于20公里／小时，整车质量也超过40千克。这些超标电动自行车速度较快，安全性能较低，加之一些驾驶员无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导致交通事故频发，超标电动自行车已成为继摩托车之后事故最多发的车型之一。为有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应当作为犯罪处理。
本案中，林某醉酒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设计最高车速大于20公里／小时，整车质量超过40千克，已达到轻便摩托车的技术标准，属于机动车，据此应当认定林某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认定为“机动车”，在道路土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不构成危险驾驶罪。
我们赞同后一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危险驾驶罪属于行政犯，对“机动车”等概念性法律术语的理解应当与其所对应的行政法规保持一致，不能随意扩大解释
目前，对于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相关行政法规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虽然根据《机动车国标》对摩托车的规定，部分超标电动自行车符合摩托车的技术条件，似属机动车，但《机动车国标》并未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只是规定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不属于摩托车。退而言之，即使《机动车国标》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其法律性质与效力也存在疑问。《标准化法》规定，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标准，必须执行。据此，《机动车国标》属于强制性国家标准，但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否属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法律并无明确规定。虽然从其设置的权利义务和效力等实质要件判断，强制性国家标准与部门规章并无实质差异，但从其制定与发布的程序、体系结构、名称内容等形式要件判断，其不属于部门规章，只是接近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因此，国家标准对法院审理案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只有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之后，法院才能据此认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在此之前，不应片面地以超标电动自行车符合《机动车国标》的规定，或者以《道交法》未排除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为由，认定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或者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这种认定，属于不合理的扩大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实践层面还会造成行政执法的困境。《道交法》规定，无证驾驶机动车应当受行政处罚，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从未颁发过超标电动自行车驾驶证，故无权对无证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进行处罚，对醉驾超标电动自行车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更是无从谈起。
（二）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规定和管理存在较多困难
一是当前尚不具备将超标电动自行车规定为机动车的现实条件。2009年6月25日制定的《电动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强制性国家标准Gb24157-2009，以下简称《摩托车国标》）本拟于2010年1月1日施行，但其关于最大设计车速为20-50公里／小时的属于轻便摩托车的规定，遭到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商和消费者的抵制。因目前生产和销售的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的最大设计车速已超过20公里／小时，如果将这部分电动自行车作为轻便摩托车进行管理，会导致大量生产厂商被迫停业停产整顿甚至转产，也会增加消费者的出行成本，导致购买力大幅下降。2009年12月15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不得不专门就电动摩托车相关标准实施事项下发通知（国标委工[2009198号），决定暂缓实施《摩托车国标》等4项国家标准中涉及电动轻便摩托车的内容，并表示将加快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2012年5月11日，《机动车国标》发布后，再次引发关于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的争议。同年8月14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与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自行车协会等部门代表和有关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达成一致意见，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的修订要适应产业发展的新形势，其不受限于《机动车国标》等现有国家标准相关条款的规定。在《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新标准出台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将及时梳理和调整相关国家标准，保持国家标准之间的一致性。因此，超标车的性质仍需留待电动自行车国标修订完善时予以明确。二是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难度较大，且超标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根据机动车管理的相关规定，机动车在上路行驶前，应当通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登记审查，获得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驾驶人还应当考取机动车驾驶证。这些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超标电动自行车一旦证照齐全，就可以在机动车道上行驶。但如果有大量超标电动自行车与汽车、摩托车在有限的机动车道上抢行，无疑会造成一种无序状态，大大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三）公众普遍认为超标电动自行车不属于机动车，此类醉酒驾驶或者追逐竞驶的行为人往往不具有相关违法性认识
与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自然犯不同，危险驾驶罪是行政犯，对行为人违法性认识的要求更高。不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是在驾驶的事实，还要求行为人认识到驾驶的车辆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从该罪防范社会危险的罪质特征考虑，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其驾驶的车辆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需要根据一般人的生活经验、认识水平和理解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如前所述，国家既未对超标电动自行车的法律属性作出明确规定，又未对其按照机动车进行管理，在此情况下要求普通公众认识到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既不现实，也不妥当，甚至有些强人所难。因此，目前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或者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追逐竞驶的行为人普遍不具有构成危险驾驶罪所需的违法性认识。如对这种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则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实践中，有的地方为了解决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的认识因素问题，由交通管理部门出具情况说明或者鉴定意见，称涉案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然而，这种做法既不能证明行为人认识到自己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超标电动自行车，更不能证明行为人认识到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况且，在相关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的情况下，地方交通管理部门或者鉴定机构认定超标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超出了其权限范围。本案被告人林某到案后认罪，且未提出上诉，并非因为其认为自己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属于机动车，而是基于“醉酒驾车一律要受刑事处罚”的错误认识。故不能因为林某认罪，就简单认为其具有危险驾驶的违法性认识。
（四）将醉驾超标车等行为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打击面过大，社会效果不好电动自行车因其方便快捷，已成为人们常用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据统计，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目前已超过1.6亿辆，且逐年快速递增。由于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都存在超标现象，如果将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等行为一律作为犯罪处理，将会大大扩大刑法的打击面。这样的效果并不好，毕竟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绝大多数行为人都是没有前科劣迹的普通公民，一旦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对其工作、生活和家庭影响较大，甚至会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和谐因素。从这个角度考虑，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等行为也不宜作为犯罪处理。行为人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的（超过15公里／小时），可以对其处以警告、罚款或者扣留车辆的行政处罚。如果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以通过民事赔偿予以补救。如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符合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的，可以依法处理。当然，一些地方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现象较为严重，发生多起交通事故，也确实需要高度重视超标电动自行车存在的安全隐患。这需要相关主管部门采取有力措施，规范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修改完善电动自行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适当提高电动自行车的最大设计车速。必要时，可以考虑将其中一部分符合摩托车技术条件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机动车进行管理。但在有关部门明确将超标电动自行车纳入机动车产品目录进行规范之前，公安、司法机关不宜因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较大威胁，就将其认定为犯罪。综上考虑，类似本案情形，作无罪处理更为妥当。
《刑事审判参考》第893号案例 唐浩彬危险驾驶案
【摘要】
醉酒后在道路上挪动车位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本案中唐浩彬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属情节轻微，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唐浩彬危险驾驶案
一、基本案情
检察院以唐浩彬犯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唐浩彬及其辩护人提出，唐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在发生碰撞事故后积极主动赔偿，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且适用缓刑。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2年10月28日晚，唐浩彬和朋友赵俊等人在重庆市南岸区福利社大河口鱼庄吃饭时饮酒。当日21时许，唐浩彬的女友郑会驾驶车牌号为渝A68858的双环牌越野车载唐浩彬、赵俊等人回家，行驶至南坪东路现代女子医院附近时，与车牌号为渝AIR1230的出租车发生刮擦。郑会将车开至福红路交巡警平台接受处理。郑会停车时挡住了阳光华庭小区的后门车库，民警催促其挪车。唐浩彬因郑会驾驶技术不好，便亲自驾车挪动位置（车上另有一人）。在此过程中，其驾驶车辆撞上停靠在路边的车牌号为渝AYY297的起亚汽车。民警立即将唐浩彬抓获。经鉴定，唐浩彬血液酒精含量为206.7毫克/100毫升。案发后，唐浩彬赔偿起亚汽车车主车辆维修费2600余元。
法院认为，唐浩彬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行驶，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唐浩彬血液酒精含量为206.7毫克/100毫升，醉酒程度特别严重，且具有发生事故、搭载他人的酌定从重处罚情节。案发后，唐浩彬如实交代犯罪事实，且积极主动赔偿，可从轻处罚。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节，唐浩彬不具备适用缓刑的相关条件，不宜适用缓刑。据此，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第52条、第53条、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法院以唐浩彬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一审宣判后，唐浩彬提出上诉，基于以下理由请求二审改判缓刑并降低罚金数额：（1）其撞车后没有逃跑，配合民警查处，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2）其挪车行为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且已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谅解；（3）原判量刑过重，罚金数额过高。其辩护人提出相同辩护意见。
重庆五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遂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25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撤销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2012）南法刑初字第1316号刑事判决，发回重新审判。后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二、主要问题
醉酒后在道路上挪动车位的行为是否构成危险驾驶罪？
三、裁判理由
本案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对唐浩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较大争议。第一种意见认为，唐浩彬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醉酒后在城市道路上移动车辆，其血液酒精含量为206.7毫克/100毫升，醉酒程度特别严重，并有发生碰撞事故、搭载他人等情节，应当以危险驾驶罪从重处罚，判处实刑。第二种意见认为，唐浩彬的行为不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不构成犯罪。首先，综合唐浩彬的驾驶目的和驾驶距离很短、驾驶速度较慢等情节，其行为不具备危害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其次，唐浩彬不具有危险驾驶的故意，其饮酒后将汽车交由女朋友驾驶，后因女朋友驾驶技术不好发生刮擦事故且在交巡警平台接受调查，故决定自己挪车。唐浩彬在倒车时已控制车速，其难以认识到慢速短距离的挪车行为会发生危险，故不具有该罪的主观故意。第三种意见认为，唐浩彬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属情节轻微，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我们赞同第三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行为人只要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即具有法律拟制的危险性，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
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根据该规定，危险驾驶罪不以发生具体危害后果为构成要件，理论上属于抽象危险犯，即立法上根据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类型化为具有发生危害结果的紧迫（高度）危险。该危险不需要司法上的具体判断，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就推定其具有该类型化的紧迫危险，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除非根据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认为具体案件中的特别情况导致该醉驾行为根本不存在任何危险时，司法上才需要进行判断，但这种例外情形在生活中极其罕见。即便是未醉酒情形下的简单倒车行为，因控制不好车速、车距而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甚至将油门当作刹车猛踩，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个案也非常普遍，更不用说醉酒状态下的倒车行为。故以驾驶距离较短、速度较慢为由主张醉酒驾驶没有危险，理由上难以成立。本案中，虽然唐浩彬的驾驶目的是将车挪动到几米外的路对面停放，并慢速倒车，但从其行为最终发生与其他车辆碰撞的结果分析，其驾驶能力已受到酒精的严重影响，其醉酒后挪动车位的行为不仅具有发生危害结果的高度危险，而且已发生了实害结果，符合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要件。
（二）行为人明知自己饮酒仍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具有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故意
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和行政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主观故意，应当充分考虑其罪质特点。犯罪故意是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统一。在认识因素方面，行为人应当对该罪的构成要件要素“道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社会意义有一定认识。该认识不要求达到确切的程度，行为人只要认识到其是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即可，至于其饮酒后血液酒精含量是否达到80毫克/100毫升、驾驶的路段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等内容，均不属于认定行为人犯罪故意的主观要素范围。同时，行为人还应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具有危险性有一定的认识，但该认识以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而不是以行为人自己的判断为标准，更不要求行为人对危险性程度及是否会发生危害结果有确切具体的认识。在意志因素方面，要求行为人对其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可能发生的危险持放任态度。本案中，唐浩彬饮酒后将车交给其女朋友驾驶，表明其已认识到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具有高度危险性，且明知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故采取了避免措施。但唐浩彬在其女朋友驾车发生事故，民警要求挪动车位时，误认为其饮酒后的驾驶技术仍好于其女朋友而主动上车驾驶，反映出其虽然认识到醉驾行为具有危险性，但为挪动车位而置这种危险状态于不顾，故应当认定其具有危险驾驶的主观故意。
（三）对于为挪动车位而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且行驶距离较短、速度较慢、未发生严重后果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对于行为人出于符合情理的驾驶目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在定罪处罚时应当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从宽的，一定要体现从宽政策。就为挪车而短距离醉驾的案件而言，如果没有发生实际危害结果或者仅发生轻微碰、擦后果的，可以根据具体情节，认定犯罪情节显著轻微，适用“但书”条款，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者作免予刑事处罚处理。如果仅发生轻微的交通事故，致使车辆刮擦、致人轻微伤等，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的，也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者作免予刑事处罚处理。如果发生致人轻伤以上的交通事故，一般不宜认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但结合具体案情，行为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和赔偿情况，为体现从宽处罚精神，可以对被告人适用缓刑。
本案中，唐浩彬一开始并无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主观故意，而是在其女朋友驾车发生事故，妨碍其他车辆通行，民警要求挪车的特殊情况下，才产生醉驾犯意，故其主观恶性明显小于其他主动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人。从唐浩彬实施的行为看，其发动汽车后并未快速行驶，而是控制车速缓慢倒车，准备将车停放在几米外的道路对面，该行为的危险性明显小于醉酒驾驶机动车高速行驶、长距离行驶的情形。虽然唐浩彬的醉驾行为发生了实际危害结果，但只是轻微的车辆碰撞，且其积极赔偿车主修车费用，具有认罪、悔罪表现。故综合考虑上述情节，对唐浩彬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者作不起诉处理或者定罪免刑处理均符合法律规定。
《刑事审判参考》第894号案例 吴晓明危险驾驶案
【摘要】
如何认定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中的犯罪情节轻微？
本案吴晓明不仅具有上述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且本案案发事由特殊，其系因未满周岁的女儿突发疾病，情急之下才醉酒驾车，应当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对其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吴晓明危险驾驶案
一、基本案情
检察院以吴晓明犯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吴晓明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但基于以下理由请求法庭对其免予刑事处罚：吴晓明醉驾的原因特殊，情有可原。案发当晚聚会结束后，吴安排专职司机驾车送参加聚会的同学回家，后接到家人电话，得知其未满周岁的女儿发烧，情急之下才自行驾车回家；吴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不高；吴驾车时段为行人稀少的凌晨，驾车距离和时间较短；未发生交通事故；犯罪情节轻微，且吴归案后认罪态度好。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1年7月27日1时35分许，吴晓明驾驶车牌号为粤bM386V的汽车途经深圳市龙岗区龙园路龙园大门路段时，被交通警察当场查获。经鉴定，吴晓明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89.4毫克/100毫升。另查明，吴晓明的女儿吴某绮于2010年12月1日出生，病历材料显示2011年7月27日至28日其因发热在龙岗区中心医院就诊。
法院认为，吴晓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吴晓明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不高，其醉驾的距离和时间较短，且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经查，案发当晚吴晓明系因听到未满周岁的女儿生病，心里着急而自行驾车回家，故其体现的主观恶性不深。吴晓明归案后积极配合司法机关办案，庭审中对自己的错误亦有深刻认识。综合这些情节，吴晓明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故相关辩解积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据此，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第37条之规定，法院以吴晓明犯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吴晓明未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如何认定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中的犯罪情节轻微？
三、裁判理由
本案吴晓明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危险驾驶罪定罪不存在争议。但在量刑上，吴晓明具有多个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能否适用刑法第37条规定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存在认识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吴晓明血液酒精含量较低，未发生交通事故，社会危害性较小，且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好，属于犯罪情节较轻，对其可以适用缓刑。另一种意见认为，吴晓明不仅具有上述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且本案案发事由特殊，其系因未满周岁的女儿突发疾病，情急之下才醉酒驾车，应当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对其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我们认为后一种意见更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具体分析如下：
在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中，以行为和行为人为视角，可将量刑情节分为两类：
在行为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节：（1）醉驾的时空环境，即时间、路段、距离等。包括：醉驾的时间是深夜车辆较少时还是白天车流高峰期，醉驾持续的时间有多长，饮酒与驾驶之间间隔的时间长短；醉驾的路段是繁华闹市还是人迹稀少的区域，是普通道路还是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被查获时醉驾的距离，离目的地的剩余距离。（2）醉驾的机动车车况。包括：是“铁包肉”的汽车还是“肉包铁”的普通摩托车；是私家车还是正在营运的客车；是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机动车还是改装车、报废车；是独自醉驾还是载有亲友醉驾。（3）是否还有其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包括；无证驾驶或者准驾车型不符；严重超速、超载、超员；违反交通信号；吸毒后驾驶；伪造、变造、遮挡号牌等。（4）醉驾的后果，即是否发生交通事故以及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在行为人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情节：（1）醉酒程度，即行为人的血液酒精含量是刚超过认定醉酒驾驶的标准80毫克/100毫升，还是超出很高。（2）犯罪态度。包括：是否有主动停止醉驾、自首、坦白、立功或者积极赔偿等法定或者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是否有拒不配合检查、弃车逃匿，甚至殴打、驾车冲撞执法人员、冲卡等恶劣行为。（3）犯罪动机或者对醉驾行为本身的认识。包括：是否有违法性认识，是否误以为休息数小时或者隔夜之后会醒酒而醉驾；是忽视醉驾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而执意醉驾，还是出于救助他人而不得已醉驾；是否采取避免措施等。（4）行为人的一贯表现。如是否有醉驾、酒驾以及其他前科劣迹。
上述情形，基本能够准确反映出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大小，这是决定对行为人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的重要参考因素。就从宽处罚而言，由于危险驾驶罪是刑法分则中唯一一个主刑设置为拘役的罪名，其轻罪的罪质特点决定了对行为人从宽处罚时，往往需要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不作为犯罪处理三者中权衡，为此就有必要准确区分何种情形属于犯罪情节较轻、犯罪情节轻微。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仅从上述列举的几类情形中，可以看出醉驾犯罪情况比较复杂，对何种情形属于情节较轻、轻微或者显著轻微，需要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未在其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相关认定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认为，审判实践中，可以尝试从醉驾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入手，以“定性+定量”的方式明确以下区分原则：
一是对于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行为人认罪、悔罪，且无其他法定或者酌定从轻、从重处罚情节的，一般可以认定为醉驾情节较轻；对于虽然发生交通事故，但只造成轻微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且被告人积极赔偿取得谅解，无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也可以认定为醉驾情节较轻；对于既有从轻处罚情节又有从重处罚情节的，是否整体上认定为醉驾情节较轻，应当从严掌握。根据刑法第72条的规定，对醉驾情节较轻的，依法可以适用缓刑。
二是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的，除不低于缓刑的适用条件外，还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被告人无从重处罚情节，原则上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即便发生交通事故，也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或者轻微人身伤害，且被告人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谅解；（2）至少具备一项法定或者酌定从宽处罚情节，如自首、坦白、立功、自动停止醉驾等；（3）醉酒程度一般，血液酒精含量在160毫克/100毫升以下；（4）有符合情理的醉驾理由，如为救治病人而醉驾、在休息较长时间后误以为醒酒而醉驾、为挪动车位而短距离醉驾等。
三是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除不低于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外，在“量”上应当更加严格把握，要求同时具备：（1）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或者仅造成特别轻微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2）血液酒精含量在100毫克/100毫升以下；（3）醉驾的时间和距离极短，根据一般人的经验判断，几乎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
本案中，吴晓明具备多个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一是未发生实害后果，社会危害性较小。吴晓明血液酒精含量为89.4毫克／100毫升，刚达到醉驾标准，且其醉驾时间在凌晨1时许，行驶路线非城市主干道，路上车辆行人稀少，相比于醉酒程度高或者在交通繁忙时段和路段的醉驾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较低，对道路公共安全造成的威胁很小。二是主观恶性较小。案发当晚，吴晓明由其司机驾车送至酒店参加同学聚会，说明其对酒后驾车的危险性已有一定认知，并作了相应防范。聚会结束后，吴晓明派司机去送同学回家，在此期间突然得知未满周岁的女儿发高烧，情急之下没有选择打车或者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回家，而是选择自己醉驾，其救女心切可以得到社会公众广泛理解和宽容，亦是人之常情，故其主观恶性与其他持侥幸心理的醉驾行为人相比要小。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小。吴晓明具有正当职业，以往表现较好，无犯罪前科，是初犯，且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庭审中具有认罪、悔罪表现。四是本案不存在从重处罚量刑情节。鉴于吴晓明并非主动停止醉驾，而系被查获而停止醉驾，被查获时已行使约1.8公里，综合考虑，可以认定吴晓明的醉驾行为属于“犯罪情节轻微”而非“显著轻微”情形。故依照刑法第37条的规定，依法对吴晓明宣告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既深入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从宽精神，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事审判参考》第895号案例 魏海涛危险驾驶案
【摘要】
在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中如何把握缓刑适用标准？
本案中具体到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只要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没有曾因酒后驾驶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且符合法律规定其他条件时，就有适用缓刑的余地。
魏海涛危险驾驶案
一、基本案情
检察院以魏海涛犯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魏海涛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但基于以下理由请求法庭对魏海涛从轻处罚：其是在案发前夜喝酒，次日早晨出车；由于雾大其将车停在路边，未意识到自己系醉驾。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1年6月18日夜间，魏海涛与同事喝酒至次日1时许。19日5时20分许，魏海涛驾驶车牌号为冀CD1903的汽车行至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滨海大道万腾路段，后停在公交车道内（未靠边），被从后面驶来的车牌号为冀C15278的34路公交车追尾。交警部门认定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经鉴定，魏海涛血液酒精含量为96.06毫克／100毫升，处于醉酒状态。案发后，魏海涛积极赔偿对方3253.5元，并取得对方谅解。法院认为，魏海涛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魏海涛驾驶的机动车与其他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负事故同等责任。案发时，魏海涛血液酒精含量为96.06毫克／100毫升，醉酒程度不高，犯罪情节较轻；魏海涛能够如实供述罪行，且已积极赔偿对方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67条第三款、第42条、第44条、第52条、第53条之规定，法院以魏海涛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
一审宣判后，魏海涛提出上诉，认为其血液酒精含量不高，危险驾驶社会危害性小，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且其主动认罪并积极赔偿另一肇事方经济损失，主观恶性不大，请求二审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另查明，秦皇岛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交通事故认定书反映，事发当天天气状况为“雾”。
法院认为，上诉人魏海涛犯危险驾驶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魏海涛饮酒后经过约4小时才驾车，在有雾看不清道路的情况下将车停在公交车道内，体现出其具有防止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观意愿；客观上，发生追尾事故时其驾驶的汽车处于停止状态，且案发于清晨，路上行人车辆较少。事故对双方均未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和重大人身伤害，社会危害性较小。案发后，魏海涛能够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好，且积极赔偿另一肇事方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综合上述情节，对魏海涛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刑事诉讼法》（1996年）第189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第67条第三款，第42条，第44条，第52条，第53条，第72条第一款、第三款，第73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法院判决如下：
1.撤销北戴河区人民法院（2011）北刑初字第18号刑事判决；
2.上诉人魏海涛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二、主要问题
在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中如何把握缓刑适用标准？
三、裁判理由
自2011年醉驾入刑后，如何在危险驾驶案件中把握缓刑的适用标准一直备受关注，各地的认识和做法也不尽统一。本案发生在醉驾入刑之初，对魏海涛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并无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魏海涛是否符合刑法第72条规定的缓刑适用条件。一种意见认为，虽然危险驾驶罪是刑法分则中唯一一个主刑为拘役的轻罪，但并不意味着轻罪就当然属于“犯罪情节较轻”，是否属于情节较轻，需要在具体案件中根据犯罪情节进行考量。本案中，魏海涛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因遇大雾才决定停驶，但未停到安全区域，而是将车停在公交车道内，致使出站的公交车发生追尾事故，负事故同等责任，故不属于“犯罪情节较轻”。特别是本案发生于醉驾入刑之初，对缓刑的适用应当侧重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从严惩处的一面，否则会使社会公众产生打击不力的误解，甚至认为对醉酒驾驶的处罚还不如入刑之前的行政拘留严厉。至于魏海涛具有的醉酒程度不高、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等情节，可以在裁量实刑时体现从宽。
另一种意见认为，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情节较轻，不以是否发生交通事故为划分标准。对于虽然发生交通事故，但事故后果并不严重，且被告人积极赔偿、认罪、悔罪的，综合考虑全案情节，仍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较轻，对被告人依法可以宣告缓刑。本案中虽然发生了交通事故，但魏海涛的汽车被公交车追尾时处于停止状态，且案发时间是在凌晨5时，路上车少人稀，事故双方均未受到较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也未殃及他人，社会危害性较小。魏海涛在驾车之前已休息约4小时属于“隔夜醉驾”，尽管该情节不能成为其“出罪”的理由，但反映出其醉酒驾驶的意愿并不强烈，其之所以醉驾与其对自己体内酒精尚未完全代谢、仍处于醉酒状态的认识不够存在重大关系。
同时，魏海涛在发现雾大能见度较低时，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而主动停车，体现出其具有防范交通事故危险的主观意愿；魏海涛案发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赔偿另一肇事方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综合上述情节，魏海涛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较小，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危险，对其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依法可以适用刑法第72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其宣告缓刑。
我们赞同后一种意见。除上述理由外，对本案的量刑还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醉驾入刑后，每年全国有数万人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而成为犯罪分子。这些人绝大部分是遵纪守法、没有前科劣迹的普通公民，年龄主要集中在20岁至45岁，高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居多，大部分有稳定工作，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这部分人动用刑罚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威慑效果，但同时也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部分人不仅在羁押服刑期间容易被“交叉感染”，刑满释放后可能成为无业人员，增加家庭和社会负担，还有可能变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甚至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因此，在危险驾驶案件中，一定要贯彻落实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能把醉驾的社会危害过于放大而片面强调从严惩处。缓刑是我国从宽处理法律制度的关键组成部分，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缓刑的适用对象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表明被判处缓刑的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并不十分严重，情节也不恶劣，故法院在考虑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缓刑时，要特别注重考虑其有无再犯罪的可能性，重点分析通过缓刑能否实现对其教育改造的刑罚目的。具体到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只要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没有曾因酒后驾驶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且符合法律规定其他条件时，就有适用缓刑的余地。不过，为达到有效遏制、预防醉驾犯罪的目的，对缓刑的适用也不能失之过宽。对具有发生交通事故、肇事后逃逸、严重超速超载、无证驾驶、逃避或者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等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应当从严掌握，一般不适用缓刑。
《刑事审判参考》第896号案例 罗代智危险驾驶案
【摘要】
如何把握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中的量刑情节？
本案可着重考虑以下两个方面：考察醉酒驾驶的危险程度；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大小。
罗代智危险驾驶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罗代智，男，1965年12月3日出生，原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森林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2011年5月17日因涉嫌犯危险驾驶罪被刑事拘留。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罗代智犯危险驾驶罪，向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1年5月15日晚，被告人罗代智进餐时饮酒。当日20时50分许，罗代智酒后驾驶车牌号为桂05890警的警车，沿北海市长青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广东路路口右转弯向南继续行驶时，与前方驾驶电动车同向行驶的苏耿利（被害人，女）发生碰撞，致苏耿利倒地受轻微伤。罗代智下车查看后，驾车逃离现场。谢有雄（苏耿利丈夫）即用手机打电话报警。交通警察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在北海市林业局内找到上述肇事车辆，并将罗代智抓获。经鉴定，罗代智血液酒精含量为193.2毫克/100毫升，属于醉酒状态。交通管理部门认定，罗代智负事故全部责任。
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罗代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罗代智血液酒精含量为193.2毫克/100毫升，远远超过80毫克/100毫升的醉酒标准，其于交通晚高峰时间在市区相对热闹的路段醉酒驾驶，并发生交通事故。罗代智身为人民警察知法犯法，醉酒驾驶警车，肇事后逃逸，社会影响恶劣。罗代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依法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罗代智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罗代智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如何把握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中的量刑情节？
三、裁判理由
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情况较为复杂，不同情形的醉驾，对公共安全的危险程度以及所反映出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有较大差别。在处理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时，应当全面审查醉驾的具体情节，做到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我们认为，可着重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一）考察醉酒驾驶的危险程度
从刑法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规定分析，只要行为符合醉酒驾驶的行为特征，即被认为具有危险性。这种危险是法律拟制的危险，而非现实的、具体的危险，理论上称之力抽象危险。醉酒驾驶对他人人身财产和公共安全造成的危险程度是本罪处罚的依据。考察危险程度的主要参考要素有：（1）行为人是否造成现实的危害，即是否发生交通事故及事故的严重程度，具体包括财产损失和人员受伤情况。（2）行为人案发时的驾驶能力如何，主要以血液酒精含量为判断标准。《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强制性国家标准Gb19522-2010）根据一般人体质，规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毫克/100毫升的，属于醉酒后驾驶。如果行为人血液酒精含量远远超过该标准，就应当认定其醉酒程度较高，驾驶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危险程度也较大，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行为人血液酒精含量刚超过醉驾标准，且未发生交通事故，说明酒精对其驾驶能力的影响不大，现实危险性相对较小，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判断驾驶能力的另一个参考因素是行为人有无驾驶资格，即是否属于无证驾驶或者与准驾车型不符。由于驾驶汽车具有高风险性，驾驶人员需要经过培训掌握驾驶技能和道路安全知识，通过考试并取得驾驶证后才有资格在道路上驾车。
因此，如果行为人系无证驾驶，即认定其不具备驾驶能力，即使其实际掌握一定的驾驶技能，从严控风险的角度，原则上也应视为其不具备驾驶能力。特别是汽车、货车、客车等对驾驶技术要求较高的机动车，如系无证驾驶，一般可以考虑从重处罚。对于驾驶的车型系对驾驶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摩托车，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可以根据案情适当考虑不予从重处罚。（3）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其他行为。一般情况下，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止的行为都涉及安全驾驶，但有的行为如违章停车与安全驾驶关系不大，故判断是否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的标准，是看该违章行为是否对道路交通安全构成现实的严重威胁。如行为人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驾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逆向行驶或者违规超车；又如，行为人驾驶车辆的安全性能难以保证的，包括：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而驾驶，明知是拼装、改装或者报废的机动车而驾驶，超载驾驶或者违法载人等。（4）醉驾行为严重威胁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果会特别严重。如驾驶营运载客机动车，驾驶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闹市区、繁华路段醉驾等。
（二）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大小
可以从行为人在以下三个阶段的表现来判断：（1）实施醉驾行为前的表现。如是否曾因酒后驾驶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是否有多次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是否不顾他人劝阻坚持醉驾；是否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照规定安装号牌，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或者其他机动车号牌而使用的，等等。（2）被查获时的表现，是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执行检查，还是实施了当场饮酒、锁车门不下车、抵制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抗拒抽血检验等不配合检查，甚至冲卡逃避检查、暴力抗拒检查的行为；发生交通事故的，是否积极救援伤者，主动打电话报警，或者明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候警方处理；等等。（3）归案后的认罪悔罪态度。如是否如实供述罪行，当庭表示认罪；是否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等等。
本案中，被告人罗代智具有多项从重处罚情节。一是发生了实际的危害后果。罗代智驾驶的汽车与被害人苏耿利的电动车发生碰撞，致苏耿利倒地受轻微伤。二是醉酒程度较高。其血液酒精含量为193.2毫克／100毫升，远远超过80毫克/100毫升的醉驾标准。三是在肇事后试图逃避法律追究。交通事故发生后，罗代智下车稍作查看，随即驾车逃逸，而未对被害人进行救助。四是案发后罗代智试图让下属顶罪，在公安机关对其第一次讯问时拒不承认酒后驾车及肇事的事实，企图逃避处罚。五是本案社会影响恶劣。罗代智身为警察知法犯法，醉酒驾驶警车，在市区繁华路段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现场多名群众围观，社会影响恶劣。同时，罗代智也有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的情节。罗代智在庭审中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悔罪态度较好，且在一审法院主持下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调解协议，支付苏耿利赔偿款人民币3500元，取得苏耿利的谅解，对其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合考虑以上从重、从轻处罚情节，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罗代智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量刑适当，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
《刑事审判参考》第897号案例 黄建忠危险驾驶案
【摘要】
如何认定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中的自首以及如何根据具体的自首情形决定对被告人的从宽处罚程度？
本案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情节，需要考察“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因素。根据具体的自首情形决定对被告人的从宽处罚程度。
黄建忠危险驾驶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建忠，男，汉族，1972年11月9日出生，私营企业老板。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黄建忠犯危险驾驶罪，向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黄建忠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1年5月1日晚，被告人黄建忠酒后驾驶未经检验合格的苏ERs873二轮摩托车，行驶至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旺盛路与兴旺路交叉路口由北向西右转弯时，与由西向北左转弯骑电动自行车的王春雷相撞。经鉴定，黄建忠血液酒精含量为143毫克／100毫升。交通管理部门认定，黄建忠负事故主要责任。案发后，黄建忠在明知对方当事人报警的情况下，留在现场等候处理，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建忠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黄建忠在明知他人报警后，留在现场等候处理，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黄建忠在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后积极主动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黄建忠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黄建忠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1.如何认定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中的自首？
2.如何根据具体的自首情形决定对被告人的从宽处罚程度？
三、裁判理由
（一）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案件中自首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因此，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情节，需要考察“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因素。
1.关于“自动投案”的认定
实践中，醉酒驾驶案件中自动投案的情形与其他刑事案件中的常见情形有一定区别。通常情况下，“自动投案”是被告人在其犯罪事实或者其本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司法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等投案，或者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送其投案。由于醉驾案件一般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例行检查时案发，或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因当事人、群众报警而案发，故被告人主动、直接到司法机关投案自首的情形极少。对于公安机关例行检查的，即使犯罪嫌疑人在被公安人员询问、呼气酒精检查之前主动交代醉酒驾驶的，也不构成自首。因为在此种情形下，虽然犯罪嫌疑人交代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但其归案具有被动性，即使其不主动交代，公安人员通过检查也能发现其醉驾的犯罪事实，故应当认定为坦白。对于报警后案发的，具体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发生交通事故后，犯罪嫌疑人主动报警，这属于典型的自动投案。另一种情况是他人报警。对于他人报警的，犯罪嫌疑人在明知他人报警的情况下，仍自愿留在现场等候警方处理，即“能逃而不逃”，且无拒捕行为的，才能视为自动投案。如果犯罪嫌疑人根本不知道他人已经报警而留在现场，或者在得知他人报警后欲逃离现场，但因对方当事人控制或者群众围堵而被动留在现场的，则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得知他人报警后逃离现场，事后迫于压力又主动到公安机关交代犯罪事实的，可以认定为自动投案。本案中，被告人黄建忠在得知对方当事人报警后，在人身未受到控制情况下选择了未逃离现场，自愿留在现场等候警方处理，属于典型的“能逃而不逃”情形，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
2.关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我们认为，所谓主要犯罪事实，是指对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性质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情节（即基本犯罪构成事实）以及对量刑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情节（即重大量刑事实）。对于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犯罪嫌疑人应当全部供述，而无“主”、“次”之分；对于重大量刑事实，则可区分已如实供述与未如实供述部分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如果如实交代的犯罪情节重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一般应当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无法区分已交代的与未交代的犯罪情节的严重程度，一般不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基本构成要件事实包括：在驾车之前是否饮酒；是否驾车上路行驶；驾驶何种车型。其中，是否饮酒是最基本的构成事实，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在见到公安人员后主动交代饮酒事实，还是在公安人员根据其精神状态怀疑其饮酒并对其进行讯问时承认饮酒事实，均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如果犯罪嫌疑人虽然承认饮酒的事实，但不配合甚至采取暴力手段抗拒对其进行呼气酒精含量测试或者血样收集的，不能成立“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有的犯罪嫌疑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待血液中酒精含量极低或者检不出酒精含量后才投案，并否认醉酒驾驶，只承认自己是肇事者，亦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影响犯罪嫌疑人量刑的重要犯罪事实可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从重处罚情节的规定，包括：是否及如何发生交通事故，饮酒的量、品种、驾驶间隔的时间，是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是否有超员、超载、超速驾驶、无证驾驶、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牌证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对“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和“如实供述身份”的认定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如实供述的犯罪事实对量刑的影响大于所隐瞒的事实，可以认定为“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而对于隐瞒身份的行为作了零容忍规定，只要隐瞒的身份情况对量刑有影响，就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因此，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如犯罪嫌疑人隐瞒自己曾因酒后驾驶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的，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本案中，被告人黄建忠在公安人员到来后，主动交代其在驾车前饮酒的事实，并配合公安人员对其进行呼气酒精含量测试和抽取血样，应当认定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二）根据具体的自首情形决定对被告人的从宽处罚程度
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中，对具有自首情节的被告人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程度，应当区分不同情形区别对待。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危险驾驶罪本身属于轻罪，故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一般可以从轻处罚。但如前所述，醉酒驾驶案件中被告人自动投案的情形有所不同，有主动报警的，也有他人报警的，故在从轻处罚的程度上应当有所区别。被告人主动报警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其中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或者只造成轻微财产损失，没有人员伤亡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或者免除处罚。在他人报警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人未逃离现场是因为精神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强制而不敢逃逸，则对其从轻处罚的幅度可以小于其主动报警的情况；如果造成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尚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亦可以考虑不予从轻处罚。对于被告人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构成自首的，可视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对其从轻处罚以及从轻处罚的幅度，一般不能免除处罚。本案中，被告人黄建忠醉酒驾驶二轮摩托车，与被害人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擦，致二车受损，本应适当从重处罚，在拘役三个月以上判处刑罚。但经查：黄建忠在他人报警后能够留在现场等候，积极配合警方处理事故，具有自首情节；黄建忠造成的交通事故不是很严重，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害，且仅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非全部责任；案发后黄建忠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综合考虑上述情节，一审法院对黄建忠从轻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量刑适当，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自首情节在危险驾驶案件中的具体运用。
《刑事审判参考》第898号案例 郑帮巧危险驾驶案
【摘要】
醉酒驾驶机动车致使本人重伤的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
本案郑帮巧醉驾致本人重伤的结果，不应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评价，但其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本身已齐备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予以惩处。
郑帮巧危险驾驶案
一、基本案情
检察院以郑帮巧犯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2年8月17日0时30分许，郑帮巧饮酒后驾驶无牌照的二轮摩托车搭载朱兵由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往城区方向行驶。当行至长大路清风桥路段时，由于郑帮巧操作不当，其驾驶的摩托车撞到树上，致郑帮巧、朱兵受伤，车辆受损。后郑帮巧、朱兵被送往医院治疗。同日4时6分，公安人员在医院对郑帮巧提取血液样本。经鉴定，郑帮巧的损伤程度为重伤，朱兵的损伤程度为轻伤，郑帮巧血液酒精含量为105.5毫克/100毫升。郑帮巧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法院认为，郑帮巧酒后驾驶机动车致本人重伤，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检察院随即变更起诉，指控郑帮巧犯危险驾驶罪。法院认为，郑帮巧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醉酒后驾驶无牌照机动车并发生交通事故，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郑帮巧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其血液酒精含量较低，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据此，依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第67条第三款、第37条之规定，法院以郑帮巧犯危险驾驶罪，判处免予刑事处罚。
一审宣判后，郑帮巧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醉酒驾驶机动车致使本人重伤的，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
三、裁判理由
本案审理过程中，对郑帮巧的行为定性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郑帮巧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理由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该条并未明确排除致本人受伤的情况。郑帮巧酒后驾驶的行为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财产安全，既致本人重伤，也致他人轻伤，故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另一种意见认为，郑帮巧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而构成危险驾驶罪。理由是：犯罪是对他人法益的侵害，一般情况下自损行为不构成犯罪（对生命权的处分除外），除非这种自损行为危及国家和公共安全。因此，《解释》规定的“致一人以上重伤”中的“人”不应当包括本人，且对致本人重伤的行为定罪有违社会一般人的观念。郑帮巧酒后驾驶机动车，致车上乘客受轻伤，其行为后果尚未达到《解释》规定的严重程度，其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但郑帮巧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故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
我们赞同后一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犯罪一般是对他人法益的侵害，单纯的自损行为不构成犯罪
自损行为是指行为人侵害自己法益的行为，这种行为原则上没有违法性，因为在不危及国家、公共安全的前提下，自然人有权在不侵害他人权益的前提下处分自己的权益（对生命权的处分亦除外）。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中以人的伤亡作为定罪量刑条件的，一般不包含对本人造成的伤亡。例如刑法第233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的”，此处的人显然不包括本人。再如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刑法更是直接明确规定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例外的情形是，如果这种自损行为同时侵害他人的权益，危及国家和公共安全，则应当依法定罪处罚。如军人战时自伤、在自己身上绑上炸弹并在公共场所实施爆炸等。
（二）对《解释》中“致一人以上重伤”中的“人”应当作不包括本人的限缩解释
限缩解释，是指缩小法律条文之文义，使之局限于核心意义，以正确阐释法律条文真实合理含义的解释方法。《解释》中规定的致“人”死亡、致人重伤等，如果按照文字本身之义，“人”包括本人和他人，但如此理解就会带来逻辑上的混乱。例如，《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交通肇事罪的定罪条件之一为“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很显然，此处的“死亡一人”不包括本人，因为如果本人已死亡，再规定其行为构成犯罪既无法律上的必要，也没有实际意义。从刑法的体系解释来看，同一法条或者关联法条中相同文字的内涵与外延应当是一致的。既然。“死亡一人”的“人”不包括本人，那么“重伤三人”的“人”也不应包括本人。同理，该法条第二款中的酒后驾驶“致一人以上重伤”中的“人”也不应当包括本人。
（三）对过失致本人重伤的行为定罪量刑有违社会一般人的认识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即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行为才构成犯罪，，酒后驾车致本人重伤的人，由于其并未对他人造成实际损失，而本人又是事故的实际受害人，往往成为同情对象，如将此种行为定罪处罚，有违常识、常情、常理。从纵向比较，故意伤害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举重以明轻，过失致本人重伤的亦不应构成犯罪。从横向比较，过失致人重伤罪要求致他人重伤才构成犯罪，同为过失犯罪，若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过失致本人重伤就构成犯罪，则将破坏罪刑阶梯构建的平衡。
综上，本案郑帮巧醉驾致本人重伤的结果，不应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评价，但其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本身已齐备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当予以惩处。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2013年12月18日印发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一项的规定，对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醉驾行为，应从重处罚。郑帮巧醉酒驾驶无牌照的二轮摩托车，搭载他人并发生交通事故致他人轻伤，本应适用从重处罚原则，但鉴于郑帮巧刚刚成年不久，又因其醉驾行为受了重伤，给其家庭已添加重大负担，如果再施以严厉的刑罚，有违刑罚人道、谦抑之精神，故可对其酌情从宽处罚，判处缓刑更为妥当。
《刑事审判参考》第899号案例 于岗危险驾驶、妨害公务案
【摘要】
醉酒驾驶并抗拒检查的是应当从一重处还是数罪并罚？
本案中于岗先后实施了两个相互关联但各自独立的行为，应当数罪并罚。
于岗危险驾驶、妨害公务案
一、基本案情
检察院以于岗犯妨害公务罪、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于岗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2年12月8日23时许，于岗酒后驾驶车牌号为苏bG695F的汽车行驶至山北查报站时遇民警检查。于岗拒不配合检查，欲弃车逃离，被民警带至山北查报站内进行检查。在山北查报站内，于岗推搡、拉扯民警，阻碍民警对其检查，将民警俞剑飚警服撕破，致俞剑飚受轻微伤。经鉴定，于岗血液酒精含量为206毫克／100毫升。案发后于岗赔偿俞剑飚2900元。
法院认为，于岗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构成妨害公务罪。于岗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又构成危险驾驶罪。对其所犯数罪依法应当并罚。于岗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且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刑法》第277条第一款、第133条之一第一款、第69条、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法院以被告人于岗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拘役五个月；以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决定执行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
一审宣判后，于岗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未抗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醉酒驾驶并抗拒执法检查的，是应当从一重处还是数罪并罚？
三、裁判理由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岗的行为分别构成危险驾驶罪和妨害公务罪没有异议，但就对于岗是从一重处还是数罪并罚存在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于岗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从一重罪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于岗先后实施了两个相互关联但各自独立的行为，应当数罪并罚。
我们赞同后一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不适用危险驾驶罪从一重罪处罚的规定
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该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我们认为，只有当被告人实施的危险驾驶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的同时，又符合“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才属于第二款规定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形。例如，因危险驾驶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既构成危险驾驶罪，同时也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其他犯罪，这种情况下应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又如，将危险驾驶行为作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其他犯罪的手段，或者出于赌博、寻衅滋事等不法动机追逐竞驶的，该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同时也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寻衅滋事罪等其他犯罪，此种情形下应当以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本案中，于岗在醉酒后仅出于驾驶机动车的目的在道路上驾驶汽车，没有发生重大事故，该行为仅符合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不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故不能适用刑法第133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
（二）醉酒驾驶并抗拒检查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评价为两个独立的行为，而非一个行为
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是单一行为还是数个行为，是决定从一重处还是数罪并罚的根据。我们认为，判断某行为是否属于单一行为，主要考察该行为的客观事实情状是否具有一致性特征，同时兼顾对行为动机的考察，而行为动机只能作为参考因素而非决定因素。通常认为，符合构成要件的各个自然行为至少在其主要部分互相重合时才能认定是一个行为。本案中，于岗的行为不具有单一行为的一致性特征。如果于岗采取驾驶汽车冲撞的方式抗拒检查，则驾驶行为与抗拒检查行为互相重合，具有一致性特征。然而事实是，于岗的醉酒驾驶行为和抗拒检查行为相继发生，其下车后抗拒检查时醉酒驾驶行为已经终结，相互间不存在任何的重合。同时，于岗醉酒驾驶和抗拒检查的行为系出于不同的犯罪动机。于岗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汽车只是为了实现其从甲地到乙地的交通运输目的；而其抗拒公安机关执法人员检查，则是因为害怕醉驾行为受到处罚，而采取积极对抗的方式逃避法律追究。两者的动机明显不同。可见，于岗醉酒驾驶行为和抗拒检查行为虽然有一定关联，但在性质上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行为，并非单一行为。
（三）醉酒驾驶并抗拒检查，符合数罪构成要件的，应当数罪并罚
本案中，于岗明知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具有危险性，仍在醉酒状态下驾驶汽车在城市高速路上行驶，置公共安全于不顾，其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该行为造成的危险状态一直持续到、于岗被执勤民警拦下为止。此时，于岗的危险驾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既遂。此后于岗弃车逃跑，被民警抓获并带至检查站依法检查时，其推搡、拉扯民警，阻碍检查，并将民警打成轻微伤，这一系列举动已经超出危险驾驶罪的行为范畴，属于妨害公务罪中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扰乱了国家管理秩序。综上，于岗在不同故意的支配下，先后实施了两个不同行为，分别符合危险驾驶罪和妨害公务罪的构成特征，应当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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