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的裁判方法非法证据排除作为程序性裁判的一种，其有效运作的必备前提是程序合法性争点的具体化，争点的具体化包括审判对象具体化和请求权基础的具体化两个方面。我国卷宗笔录式审判以及由此衍生的“瑕疵证据 ”理论对程序合法性争点的具体化造成重大障碍，由此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异化为一种证据笔录的修补技术。为突破这一困境，必须从根本上否定“瑕疵证据” 这一概念，厘清非法证据排除作为一种程序性裁判所特有的方法论，以实现法庭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实质化。

刑事错案中的证据原理探析错案如同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病毒”，自刑事诉讼缘起之时便一直隐藏在阴暗的角落，伺机而动。刑事错案的纠正与防范，可谓是世界级难题，而正如威格莫尔所言，“以诉讼的方法令人完全确信地重现过去是不可能的”，应当让证据来说话，证据不仅是是折射案件事实的一面镜子，也是阻止冤假错案发生的基础防线，严把证据关，有助于刑事错案的防范与纠正。从近年来纠正的一些典型刑事错案来看，其成因虽有程序、体制、文化乃至社会等诸多综合性因素，但从证据的角度来探析，也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

以民间借贷为名，采用诈骗方法设立虚假债权的行为，成立诈骗罪，这是套路贷的主罪。如果没有诈骗罪，就不可能成立套路贷犯罪。在虚假债权实现过程中，采用侵害人身或者扰乱秩序的方法，可能触犯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强迫交易罪、虚假诉讼罪、寻衅滋事罪等多种罪名。在套路贷犯罪的认定过程中，还应当正确区分套路贷犯罪和恶势力犯罪或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间的界限。

网络犯罪案件办理程序若干节点问题研究面对网络犯罪地的复杂性给传统地域管辖带来的挑战，应探索建立以行为人为核心的管辖原则和“云上”报案系统；针对网络犯罪中海量证据的提取和审查困境，应合理运用抽样验证方式，并设置科学、规范、高效的区块链取证和审查程序。此外，治理网络犯罪还需借助有效的行政监管，在数字化改革中完善行刑衔接机制，智能构建行刑联动程序。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司法认定该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间可能存在竞合，实质是预备行为与帮助行为的竞合，竞合时从一重处罚即可；只要行为人发布了违法犯罪信息，即使尚未着手实行相关犯罪，也不影响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成立，而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被帮助对象着手实行犯罪为前提。

数字时代应当强化刑事类案检索应该对数据提供的“有限知识”保持反思的能力，对类案当然要关注，要尽可能去检索和比对，但是又不能绝对依赖于类案，尤其是绝对不能迷信关于量刑的类案，要带着反思和挑剔的眼光审视类案，尽快寻找到类案检索的着力点，强化这方面的工作。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现状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数量有限。据笔者进行调研，作为试点省份的S省，基层检察院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案件数量不多。即便检察机关提出变更羁押强制措施的建议，因数量有限，难以在降低羁押率方面发挥应有效用。试点地区尚且如此，非试点地区由此可见一斑。

刑事诉讼非羁押监管中新技术的运用一是近年来犯罪结构变化情况及总体趋势；二是审前羁押的弊端及降低审前羁押的困难；三是新技术在审前羁押替代监管中的具体应用；四是用好审前羁押监管新技术措施的相关思考。

如何理解财产罪中的“占有”占有必须是他人占有。刑法上的占有和民法上的占有虽有相同之处，但不完全一样。比如，民法上承认间接占有、占有改定、占有的继承等，但刑法上不承认。例如，德国有这样的案例：妈妈和女儿一起生活，妈妈的财物当然由妈妈占有。妈妈旅游的时候去世了，但女儿不知道妈妈去世，就将妈妈的珠宝变卖了。德国法院认定为盗窃未遂。如果承认占有的继承，就不可能认定为盗窃未遂了。

走出刑事诉讼理念的十大误区在律师的辩护活动中，一定是多数人是有罪的，少数人是无罪的。因为在任何司法体制完善的国家，被公诉的案件，真正无罪的应当是少数，而且越少越好。因此对于律师的辩护活动的评价，不应当以有罪无罪为标准。律师眼中应当只有证据，依照证据和法律规定提出辩护意见，不要把自己的立论建立在当事人陈述真假的基础上，而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