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章程之性质与效力
李绍章
公司法与社会生活休戚与共，与商事活动，唇齿相依。公司章程为公司之必需，伴随其功能渐趋显著，于公司法上亦逐步大放异彩。我国《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 [1]公司章程是设立公司之必备条件，也是公司经营行为之基本准则和公司制定其他规章之重要依据，因此，公司章程对于公司设立和运营均有重大实益。然而，公司章程究竟为何种性质？其效力又该如何规范？学界众说纷纭，观点各异，立法亦不甚明确。本文拟尝试作一初步探讨。
一、公司章程之性质
（一）公司章程之涵义和功能
探求公司章程之性质，须将法律理论与社会实际结合，方属正辨。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公司章程是由一份单一法律文件构成，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葡萄牙、我国内地以及我国台湾、澳门地区皆然。[2]在英美法国家，相当于章程之文件分为两种：一为章程（或译“组织大纲”），此为基本文件，用以规定公司名称、种类、目的、资本等；一为组织细则，用以规定公司内部关系。二者以前者为主。 [3]但在公司法理论上，关于公司章程之涵义，却仁智各见。粗略归纳，大致有以下诸种表述：
1．文件说。即认为公司章程为公司文件，但具体表述有别，可整理为“法律文件”说、“重要文件”说、“基本文件”说、“书面文件”说、“内部文件”说。所谓“法律文件”说，即公司章程是确定公司权利和义务之最基本法律文件，具体而言，它是指依法制定并规定公司经营范围、组织和活动原则、经营管理方法等重大事项之文件，是规范公司及相关主体行为之基本准则。公司章程具有公司“宪法”作用。[4]所谓“重要文件”说，即公司章程是规定公司组织及行为基本规则之重要文件。制定公司章程是多数人之共同行为，所以要经过参加制定之全体股东同意，才能最终形成。[5]所谓“基本文件”说，即公司章程是指公司组织及运作规范，对公司性质、宗旨、经营范围、组织机构、活动方式、权利义务分配等内容进行记载之基本文件。[6] 所谓“书面文件”说，即公司章程是指公司必备的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基本规则之书面文件，是以书面形式固定全体股东共同一致之意见表示。[7]所谓“内部文件”说，即公司章程属于公司之内部文件，仅对公司内部事务有约束力。[8]
2．自治规则说。此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宪章，是由股东共同制定的社团法人之自治规则。[9]
3．契约说。此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与股东成员签署契约之一种形式。[10]与此类似者为协议说，即公司章程是管理公司内部事务之规章制度，由公司成员根据州公司法自行制定。公司章程相当于公司与成员之间一种协议，亦为公司成员与成员之间一种协议。[11]
4．文件、宪章、自治规范说。此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是指规范公司组织与行为，规定公司与股东之间，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之公司必备法律文件。公司章程是公司组织和活动之基本准则，是公司宪章。[12]还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是关于公司组织和公司行为基本规则之书面文件，是对公司内部事务具有法律效力之自治性规范，可以将其视为公司与其成员间合同，或者作为公司治理之内部规则。[13]
对于公司章程于公司治理中之作用，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组织与行为之基本准则；对公司外部人员具有公示作用，亦为政府对公司进行管理依据之一。[14]有学者认为，章程是公司成立之行为要件，是公司对外信誉之证明（章程记载事项充分反映出公司性质、目的、规模等重要问题，如何才能保证交易安全，很大程度上章程对其安全系数作出全面记载），亦为公司对内管理之依据。[15]还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可全面指导公司活动，向公司成员及第三者表明公司之信用，对政府作出书面保证。[16]
（二）公司章程之性质
关于公司章程之性质，主要有契约说和自治法说两种不同观点，契约说流行于英美法国家，自治法说流行于大陆法系国家。在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亦无统一观点，大致归纳为如下诸种：
1．契约说。公司章程是公司与股东成员之间签署契约之形式，即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与股东成员之间权利义务之契约。此为英美法系国家流行之观点。在我国，亦有学者将公司章程之契约性质分解为二，即公司与成员之间协议，以及公司成员与成员之间一种协议。[17] 有学者认为，从普通法角度，说公司章程是契约，主要有以下几种结果：第一，公司章程使得股东受公司的约束。公司章程使得公司受股东的约束。股东受契约约束和享有权利的前提必须是以成员身份。公司章程也构成成员之间的契约约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法院不允许在成员间执行契约，该契约只能由公司来执行。如果不是成员，或是成员但以其他明一行时，如律师、发起人和董事等，就不可以执行契约。可见，章程主要是约束公司与股东间的契约。[18]
2．合同说。对于公司章程之性质，有学者基于契约与合同之区分，认为契约为当事人需求不同对立意见表示之一致；合同为当事人需求相同而并行意见表示之一致。公司章程符合合同特征，因此公司章程为全体股东或发起人之合同。[19]
3．自治规则说。此为我国学界通说，即认为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性质之根本规则。有学者指出，公司章程是社团法人之自治规则，因为章程一经订立，不仅对参与制定章程之股东或发起人有约束力，对于以后参加公司之股东亦有约束力，其效力并不限于制定章程之发起人，显然，其性质与合同迥然有别。[20]
4．规章说。有学者认为，公司章程无疑具有契约和合同作用。但是，公司章程之契约性特点只是章程诸特征之一，章程与契约不能等同。二者区别主要有：公司章程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公司内部之规章更为合适，亦即公司章程是根据法律规定与授权制定之公司规章。章程之于公司如同宪法之于国家，其效力必然及于公司及其成员。[21]
（三）简要评论
前述对公司章程涵义及性质诸说法固非无见，然纷纭众说却无实质差异。我国商法学者一般认为，公司章程为公司必备，由公司股东或发起人共同制定并对公司、股东、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系调整公司内部关系和经营行为之自治规则，它是以书面性质固定下来反映全体股东共同意思表示之基本法律文件。因此，界定公司章程之涵义，有谓“重要文件”、有谓“基本文件”、有谓“内部文件”、有谓“法律文件”、有谓“书面文件”，皆无不当，但亦无本质区别，唯表述形式不同。况公司章程有实质意义与形式意义之分，实质意义之公司章程，乃规定公司组织及活动之公司根本规则本身；形式意义之公司章程，乃记载上述根本规则之书面文件。设立公司时应该从实质性意义上规定章程，并从形式意义上记载于书面。[22]前文列举公司章程诸种涵义界定，始于实质意义之公司章程，落脚于形式意义之公司章程。
1．合同行为之反思。相对于公司成立后依法变更之公司章程而言，公司设立时所制定公司章程称为原始公司章程。[23]因发起人全体同意就公司之重要事项所订立文件为公司章程，发起人全体应在章程上签名，日本规定章程必须经公证人认证。[24]因此，公司章程之“合同”说，限于分解章程成立之初，即原始公司章程，却难释股东结构变化格局中公司章程属性，以及一人公司单独股东制定公司章程之现象，对公司章程之诸多强制性效力亦无圆满说明。“契约”说虽认公司与股东之间契约关系，然用公司章程解释甚至代替此契约关系，亦难释契约当事人出入变化对契约之影响及契约对当事人之拘束根据。
需要指出，反对公司章程“合同”说者一方面认为，公司章程具有涉他效力，合同说难以解释公司章程对股东之外其他人之拘束力。然而事实则是，此点并非否定公司章程合同性质之要害。因为，契约或合同之法律效力不仅及于对当事人之强制力，亦及于对第三人之强制力。[25]故不宜用共同行为无涉他效力否决公司章程之合同性质，而应于涉他效力之涉他范围即拘束力程度上剖析。因合同之涉他效力仅限于攸关合同当事人利益之第三人，而章程之涉他效力则未必攸关订立当事人之利益，而更是源自章程之治理功能。“合同”说者于另一方面认为，“合同”说难以解释修改公司章程表决并非全体一致同意之程序现象，然决议采多数决原则正是共同行为之一特性，对不同意之社员亦具有拘束力。[26]因此，此点驳论亦非否定公司章程合同性质之要害。易言之，共同行为或合同说之缺陷在于难解公司章程之涉他效力，如股东结构变化格局中公司章程之属性、公司章程于治理领域之诸多强制性效力等，对于一人公司之章程亦为难解。尽管法谚有“任何规则都有例外，例外亦为一种规则”，然一人公司章程于治理领域诸多强制性效力上，与非一人公司章程并无本质差异，仍为治理公司之自治规则。
作为共同行为或者合同，规则之既定性及效力之特定性为其固有性格，灵活性不如自治规范。自治规范可随公司诸要素及情事变更而修订自如，且无论经历多少修订恒为公司自治规范，但合同之意思表示具有共同性，一旦达至一致则成为既定规则，效力亦主要针对当事人，此后之修订仍需共同意思表示且为合同之更新，而非恒久之规范。因此，社会情势变迁，工商业进步，以及法学思潮演变，似有非采自治规范说而不足以应时势要求之势。故而，公司章程之自治规范性质遂成为学界通说，亦属与时推移，殆属必然，并不足为奇。
从公司章程之特性上观察，公司章程具有法定性、公开性、自治性等特征。法定性包括制定之法定性、内容之法定性、效力之法定性、修改权限和程序之法定性以及登记之法定性；公开性主要是指公司章程所记载之全部内容均可为公众所知悉，公司和公司登记机关应当采取措施，方便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及潜在交易对象了解公司章程；自治性为公司经营自由之商法精神体现，且以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为前提。上述特征表明，法律对公司章程之管制已超越对合同干预之程度，尤其是其制定与修改程序法定及公开性特征，已非合同所能容纳。如此情态，将公司章程界定为自治规范更具调和性。
2．章程之自治性趋势及其体现。应注意者，我国旧公司法因过分强调法治而使相应条款遭受扬弃，新公司法冀社会之要求，侧重公司章程之规范，章定规则，尘嚣甚上。公司章程为促成公司自治与社会物质文明繁荣之功臣。其影响于公司治理，更属至深且巨，昭然可见。例如，公司进行转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至于由董事会决议，还是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则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进行转投资或担保数额由公司章程限定，既可限制转投资或担保总额，亦可限制单项转投资或担保数额。对此，公司法不予以限制。[27]而此等法律制度设计及对公司章程效力扩张规定之得失与取舍，于社会经济消长盈虚，影响甚巨，不可置之不顾。因此，公司章程尽管始于“股东共同制定”或者“发起人制订”，具有共同行为即合同性质，[28]但其实质功能在于规范公司治理，因而其本质属性界定为自治规范更为便宜，学说思潮上逐为大势所趋，水到渠成。[29]
现代公司法对公司章程之强制性要求已经呈现出一种简化倾向。如美国旧式公司法大都要求公司章程必须记载如下最低限度信息：公司名称、期限、目的、权力、证券、公司注册所在地名称和地址、初选董事姓名和地址、设立人的姓名或名称及其地址。经验表明，几乎所有公司都选择“永久性期限”和“任何合法性目的”。结果是MBCA（美国律师协会制定之《示范商事公司法》）省略该两个条款，代之以规定，任何公司都能从事任何合法营业除非章程对其目的另有规定；任何公司都将永久存在除非章程选择了一定期限。[30]以我国公司法为例，公司章程之自治性、拘束性体现于诸多环节，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是为公司投资或担保行为提供自治规范。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二是规范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之各自认缴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者，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之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者，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转移手续。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者除外，即公司章程可例外规定股东资格可不作继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发起人未按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应当补缴；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如果违反此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可引发股东诉权。公司章程还可对股权转让另行规定，且较公司法律规范优先适用。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特定持有人转让其所持有之本公司股份作出限制性规定。
三是规范公司决议无效或撤销及相关责任。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之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者，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董事应当对董事会之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者，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者，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四是规范公司治理机构及其实体与程序问题。首先，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方面，公司章程可规定法定职权以外之其他职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定期会议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按时召开。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情形，亦可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上，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公司章程可对此作出另行规定。股东会之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亦可由公司章程补充规定。其次，在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方面，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之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章程还可规定董事会、监事会法定职权以外之其他职权，直接规定执行董事之职权。董事会、监事会之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亦可由公司章程补充规定。对经理职权，公司章程亦可另有规定。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之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比例不得低于1/3，具体比例则赋予公司章程规定之自治规范机会。
此外，公司法还规定其他诸多事项之自治规范，例如会计师事务所之聘用或解聘事项，规定公司聘用、解聘承办公司审计业务之会计师事务所，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定。再如规范公司解散原因时，规定公司章程规定之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之其他解散事由出现，亦为公司解散之情形，此时，公司亦可通过修改公司章程而存续。可见，作为自治规范之公司章程，既为公司治理提供自治空间，具有自治性，同时又为公司治理行为提供拘束力，具有规范性。因此，公司章程为公司自治规范，犹如公司内部政策，灵活可变，尚有补充法律漏洞之机能。对公司治理中若干事宜，公司法律限于立法之局限性，不可能面面俱到，天衣无缝。此时，针对公司治理之需，适时修法或制定特别法，固属一途，但此总是缓不济急。于是，公司章程作为自治规范，即可填补此一漏洞。
二、公司章程的效力
何为公司章程之效力？公司章程效力由公司章程性质确定。若将公司章程界定为契约，则公司章程效力即为契约之效力，包括契约自身之效力及对当事人之约束力；若将公司章程界定为自治规则，则公司章程效力即为自治规则之效力，主要是自治规则规范本身效力及时间效力、对人效力等。由前文对公司章程性质界定之观察，公司章程效力既应包括章程自身之效力，即法律对公司章程的价值性判断；亦包括章程之自治规则效力，即法律对公司章程的约束力管制。
（一）确立公司章程效力之实益
从公司章程涵义、性质和特征观之，公司章程既为公司自治规则，又对公司之设立、运营意义甚巨，且亦涉及公司、股东、经营管理人员等相关利益主体之利益，因之，理论和立法上，公司章程之效力确立即颇具实益。
首先，确立公司章程之效力，乃切实确保公司章程作为公司自治规则地位之需。公司章程在性质上被普遍认为公司之自治规则，甚至被美誉为“公司宪章”，则欲使该自治规则或“公司宪章”发挥其自治功能，规范和约束相关利益主体之行为，即须确立其法定效力，明其约束之力，树其规范之威，以维护和巩固公司章程之地位。
其次，确立公司章程之效力，乃合理运用公司章程处理相关问题之需。现代公司法律格外强调商事自治精神，合法有效之公司章程成为处理公司内部相关问题之重要依据。《公司法》亦赋予公司章程作为判断行为效力、解决相关问题依据之地位，然公司章程生效之时间、范围及其保障机制等效力元素，须加以明确，方可使公司章程于处理相关问题时更具有可操作性。
再次，确立公司章程之效力，乃规范公司自治、完善公司治理以及保障有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之需。前文已经指出，公司章程具有公开性，股东、潜在投资者及债权人有了解公司章程之权利，然作为自治规范之公司章程，其生效、变更、失效等效力状态亦须在公开之列，立法上必须明确，以便于公众查阅，保护利害关系人之合法权益。
（二）公司章程效力之内容
确立公司章程之效力确立颇具上述实益，然公司章程之效力究竟应包括何等内容？此一紧要问题，似应成为公司法学理论和公司立法必须加以关注者。然而，商法或公司法著述却少有关注或者关注不够。多数论述大都仅涉公司章程之对人效力，未就其时间效力加以探究。从公司章程作为公司自治规则之性质出发，公司章程之效力应包含公司章程之时间效力、对人效力及其保障机制等基本元素。从中国公司法律实践出发，结合中国《公司法》现行规定，参考国外有关立法及公司法学理论，兹分析如下：
1．公司章程自身之效力。前文已经指出，章程自身之效力即法律对公司章程的价值性判断。公司章程属于要式行为，[31]应记载一定事项，包括法定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公司法理认为，各类记载事项之记载事实对公司章程自身效力及条款（记载事项）效力均有影响。法定记载事项又包括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其中，“绝对应记载事项，乃章程之要素，缺一记载于章程，则其章程不生效力”。[32]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有无记载，悉听自由，对于章程之效力毫无影响。但一经记载于章程，即发生法律上之效力。除上述法定记载事项外，其他凡不违背强行法规或公共秩序善良风俗之事项（如公司存续期间等），均得于章程中记载之。一经记载，非依修改程序加以变更，即有拘束力，例如董事会人数、会期、表决方法等。[33]
由是观之，公司章程记载事项对公司章程效力之影响大致可分为几种情形：一是各种记载均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之要求，公司章程即发生确定之效力；二是欠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之记载或者记载不合法，则公司章程即不生其效力；三是相对必要记载事项欠缺记载者，不影响公司章程之效力，记载者则生记载事项之效力；四是任意记载事项若违背强行法规或公序良俗，则该记载事项无效。当然，若出于保护公司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利益，所记载事项严格于法定规则，则此类记载有效。由此可见，就公司章程自身效力而言，法律规定与章程实际规定有可能发生冲突，此在法律制度或实际生活上，究非佳兆，因之如何调整二者关系，实乃公司立法之任务。
2．公司章程之时间效力。公司章程之时间效力，简明释之，可谓公司章程之生效时间和失效时间也。然而，立法时人类智慧有限，无可能将未来社会所需，先为周延至当之考虑，巨细靡遗预定各种可期待制度。因此，中国《公司法》对公司章程时间效力亦未有明文。公司法学说上，对公司章程之生效时间，目前不同观点有三，[34]一种观点认为，章程自发起设立公司之股东签章时生效，此种主张基于对公司章程“契约说”之认识，既然公司章程为股东或者发起人之契约，根据契约法规则，公司章程应自当事人全体同意并签字时生效；第二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应自公司成立时生效。因公司章程是约束包括公司在内当事人之协议，公司尚未成立，何以约束公司和后来加入之投资者以及公司之管理者。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区别对待公司章程之生效时间，然对如何区分对待，又有两种相异观点，一是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自全体股东或者发起人签名、盖章时生效，对于募集设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自创立大会通过时生效；另一种观点则从公司章程内容角度观察，认为调整发起设立公司之投资者关系之内容，自签字盖章时生效，调整其他内容者（如尚未成立之公司、尚未产生管理人员及未来可能加入公司之其他股东之内容），则自公司成立时生效。
综合以上关于公司生效时间之观点，“签章生效说”似有忽略公司章程和公司之直接对应关系之嫌，亦难免忽略尚未产生之管理人员及未来可能加入公司之其他股东效力问题之嫌；“公司成立说”则似有忽略公司章程内容复杂性之嫌，亦无法回答设立中公司股东之间关系调整问题；“区分对待说”中，第二种观点从调整内容角度确定公司章程效力，其实仍未回答公司章程之生效时间，只是对调整内容作出划分。因之，相比之下，第一种观点更为合理，即就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之股份公司而言，应自全体股东或发起人签字盖章生效，因为此乃基于调整发起人关系之需。而于募集设立之股份有限公司情形，其公司章程自创立大会通过时生效，此既可解决未成立公司以及未来加入公司之其他股东受公司章程约束之问题，亦可体现公司法理中之继受性和公司治理之民主性。即，公司成立后，对公司设立过程中所发生之行为后果通过继受由公司接受，同时，承认公司章程也是后来加入之管理者和股东取得管理地位和股东地位之前提条件。而对于创立大会中未出席会议或持反对意见之认股人，要么因不同意公司章程而选择退出公司，要么依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自动接受公司章程之约束力。
关于公司章程的失效时间。公司章程之失效，简明释之，可谓已经生效之公司章程丧失效力。根据我国《公司法》第82条规定，“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属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据此，公司章程并不因解散事由发生而失效。在公司清算过程中，仍然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清算办法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35]公司章程之失效可以分为全部失效和部分失效。全部失效，谓公司章程作为一整体而丧失效力，主要发生于因公司不能成立而失效以及因公司终止而失效两种情形。因公司章程乃针对已经成立之公司，公司不能成立，自然无须章程存在；公司终止，其章程亦自然失其效力。公司章程之部分失效，谓公司章程之部分内容和条款失其效力，此情形多发生于公司章程部分内容和条款修改或废除之情形，自股东会会议决定修改或废除部分内容或条款时失效。当然，公司章程部分失效不影响公司章程之整体效力。
3．公司章程之对人效力。公司章程之对人效力，简明释之，可谓公司章程对哪些人产生约束力。中国《公司法》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此乃中国现行法律对公司章程对人效力之明文规定。公司章程不仅仅是制定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安排和私法秩序，而且是一种涉他性文件。这种涉他性体现在：第一，约束主体和效力的涉他性。各国公司法大都承认可，除了章程制定者应当受到公司章程约束以外，公司章程的效力还具有扩张性，它可以约束制定者以外特定范围内当事人的行为。第二，记载事项的涉他性。公司章程记载事项大体上可以分为有关公司内部组织、成员关系的事项和有关公司外部事务的事项两类。前者如公司内部机构之间的权责及划分等，后者如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等。公司章程的这种涉他性决定了公司章程的对人效力。[36] 兹简析如下：
公司章程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公司章程乃公司之组织和行为规则，自然对公司发生约束力。在公司法理上，公司章程对公司之约束力包括对内约束力和对外约束力。对内约束力集中体现为对公司内部组织和行为之约束力；对外约束力则集中体现为对公司自身行为之约束力，具体表现为对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之影响。体现在中国公司立法上，《公司法》第12条规定，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改变经营范围，但是应当办理变更登记。并且，在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中亦分别就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立有规定。[37]章程乃公司自治性规范，则公司当然应于章程规定之经营范围内活动。公司超越其章程，从事其经营范围之外活动，其行为越权。对于此种越权，传统公司法赋予其无效后果，英美普通法时代则绝对否定越权行为。然公司越权不仅涉及公司、股东之利益，亦涉及与公司从事交易之第三人利益，公司越权导致绝对无效后果之规定，不仅无视第三人利益之保护，亦不利于公司自身利益之维护。因之，有些国家通过诸如全体股东追认、禁止反言原则等规则，严格限制公司越权行为无效之适用范围。中国《合同法》亦规定，法人或其他组织之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38]合同法解释（一）亦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者除外。[39]可见，中国现行立法亦对限制公司越权行为无效之适用范围有显著体现。此外，有些国家甚至作出明令废止公司越权行为无效之规定，如欧洲共同体“1968年第一号指令”规定，凡经公司董事会所决定之交易，对于该公司进行交易之善意第三人而言，均应视为该公司能力范围内之交易。可见，公司章程对公司之约束力体现于诸多方面，从公司名称和设立，到公司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均对公司具有约束力，公司须依据公司章程规定，规范自身组织和行为。
公司章程对股东具有约束力。确定公司章程之效力，首先需要界定股东之范围。严格谓之，公司章程对股东之效力，乃针对公司成立之时及以后具有股东身份之投资者而言。然一般情况之下，公司成立时之股东与公司设立过程中之投资者范围一致。公司成立后加入之其他股东，乃以承认公司章程之效力为前提，当应受公司章程约束。其次，于学理观之，公司章程对股东约束力集中体现于股东如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并防止股东权之滥用。因之，公司章程须对公司法规定之较为原则性权利义务加以具体化，增强其可操作性。当然，对于公司法规定之股东权利，章程不能剥夺。
公司章程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基于公司章程之自治规则属性，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信赖义务，并且负责公司经营决策、公司事务之执行和监督，于公司活动中扮演之作用甚巨。公司章程对公司机构及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等均有规定，因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依据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职权、履行义务。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需要指出，公司只对公司内部与投资和管理有关之人员发生效力，通常言之，对于公司之非管理人员和非股东身份职工，及公司外部人如债权人或者其他任何第三人不发生约束力。因为，公司章程之自治规则性质，决定其仅于公司范围内部与投资及管理有关之事项发生效力，对于公司空间外人员不生约束力。易言之，公司章程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据此，倘公司违反公司章程与善意第三人发生交易，并不能导致行为无效。但若第三人或者相对人明知或者应知公司违反章程与其订立合同或者发生交易，则可能基于公司越权行为而由利害关系人主张行为无效。
（三）公司章程效力之保障机制及完善建议
确立公司章程效力之意义、自身效力、时间效力及对人效力，必须有相应保障机制使公司章程效力能够有效运行。在公司章程效力之保障机制方面，可以表现为立法之科学界定和规范，受公司章程约束人员之恪守，以及违反公司章程之法律责任承担等诸多方面。然从违反公司章程之事后救济观之，公司效力之保障机制集中体现为法律责任保障，即违反公司章程之法律后果。对此，各国公司立法均有相应规定。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现行《公司法》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公司章程之法律后果均作相应规定。例如，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之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者，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法院撤销；股东违反公司章程所规定之义务，公司有权要求其履行，因此给公司造成损失者，应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股东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滥用股东身份和地位，给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损失者，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者，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给公司造成损失者，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向法院提起诉讼。[40]可见，公司立法通过对违反公司章程法律后果之规定，为公司章程效力之发挥，设有较好责任保障机制。
综上所述，公司章程之效力，乃关系到公司章程发挥其自治规则功能成败之重大问题，公司立法必须对公司章程之时间效力、对人效力以及违反公司章程之法律后果等作出明确规定。各国和地区公司体制特别是设立体制不尽相同，关于公司章程之效力尤其是生效时间规定并无统一模式。从中国现行公司立法来看，只对公司章程之对人效力和违反公司章程之后果立有规定，对公司章程之时间效力并无明确规定，因之，建议完善中国公司法律制度之时，重视对公司章程效力之规定。
具体而言，立法指导思想上，遵循商法之自治精神，提高公司章程之地位，重视对公司章程效力规定，同时确保公司法律规则和章程自治规则之平衡性；明确规定公司章程之时间效力，尤其是生效时间。可考虑采纳“区别对待说”，针对不同公司设立情况，作出公司章程之相应生效时间；整合公司章程之对人效力规则，使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效力规则更为具体化，并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注意涉及第三人交易关系时之利益调整；完善有关公司章程效力保障机制之规定，确保公司章程自治规范功能充分而有效之发挥。一言以蔽之，完善公司章程效力之规则，才能真正使公司立法体现出商法之自治精神、使公司章程真正彰显其“公司宪章”之美誉，又能使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法律和公司章程共同规制下，沿着规范化治理之路实现营利目的，履行社会责任。
【作者简介】李绍章，笔名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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