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规范对身份行为的有限适用在具体的规范适用检视中，应当首先考虑立法者的法政策决断，然后再考虑不同身份行为的本质。限制法律行为规范的适用往往意味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限制，其背后往往存在维护身份关系安定性及公共利益的特殊考量。

个人信息保护法告知同意规则的实务疑难问题研究告知同意规则在实务中因“告知同意困境”而引起很多困惑，究其根本，是对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特征认识不足，同时也是缺少司法裁判的有力回应造成的。在实务中，法官往往陷入民法思维定式，将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隐私政策视为格式合同条款进而作出用户同意的判断。对于违反告知同意规则，乃至违反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依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和第六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信息主体有权提起个人信息权益侵权之诉和损害赔偿的侵权之诉。

期待权之检讨期待权概念发端于德国民法，在我国民法学说和实务中颇为流行。但是，从期待到期待权的证立过程不仅草率，而且具有循环论证的明显缺陷。期待权在规范层面实则多余，并进一步造成了体系违和及其他衍生的学理误区。期待权的正确定位应系描述性概念而非规范性概念，宜在描述和归纳功能方面发挥有限价值，在此意义上，期待权系对（高度确定的）受保障的特定法律地位的概括性指称。我国民法不仅无需继续依赖德国期待权理论，亦无需构建期待权制度，且尤其要注意（物权）期待权在方法论层面的运用风险。

论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的关系和解协议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通常涉及与原合同之间的复杂关系。和解协议旨在解决原合同关系的不确定性，克服不确定是和解协议的基本功能，也是其与类似制度的关键区别。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时，和解协议与原合同之间构成并存关系。

刑民交叉情形下民事案件执行的规范路径从司法实践来看，刑民交叉案件涵盖民间借贷、商业交易、金融服务等民商事领域，贯穿立案、审理、执行及审判监督等诉讼环节。作为实现胜诉权益的“最后一公里”，当事人在执行环节围绕刑民交叉的利益博弈远比其他诉讼环节更加激烈，由此引发的执行异议、复议案件也日渐增多。

《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条款的刑事一体化解读围绕《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条款，理论上存在该条款是否是独立的免除刑罚事由、该条款与《刑法》其他免除处罚规定的关系、“犯罪情节轻微”与“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关系等争议；实务中，司法机关独立、广泛使用《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条款，但存在适用标准不统一、说理不明、沦为司法人员规避罪与非罪“和稀泥”式裁判工具等实践乱象。

司法机关办案人员监听律师会见、禁止律师携带电脑进入看守所或者法庭、限制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时间、对补充侦查获得的证据材料不给辩护人充分的阅卷时间、“占坑式辩护”时有发生，上级法院“遥控”指挥下级法院庭审，更是新近发生的侵害律师辩护权事件。广西来宾中院“冯波案”更是完全剥夺了律师出庭辩护权。

范某某逃税8亿补缴不罚的刑法原理阐释两者在审查内容、检验顺序、评价方向等方面具有明显差异，存在着一种既相互补充亦相互限制的协动关系。功能违法论的提出，不但使功能化思考得以体系性贯穿，而且使不同维度的功能化评价得以清晰分离，并与犯罪论阶层妥当配合。

关于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分离的立法选择在我国《民法典》编纂前，原《侵权责任法》采纳了“吸收模式”，以侵权请求权涵盖人格权请求权，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在侵权发生之后，可以为受害人提供多元化的救济方式，可以由受害人自由选择，因而有利于对受害人权利的充分救济。从这一意义出发，笔者曾将其称为公民维权的“百宝囊”。

公法上的知情权问题时，必须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严格的范围界定和规则限制，通过对知情权行使的原则设定、滥用权利行为的类型化以及建构滥用权利的测试标准等途径，抑制行政机构和司法机关适用权利滥用原则的自由裁量空间，从而实现对知情权的权利保障和抑制权利滥用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