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证明对象与证明标准假冒注册商标罪保护的法益系复合型法益，既包含商标权利人的财产性权利，又包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审查办理假冒注册商标案件有以下几个证据难点：第一，对于使用行为的认定。应当在准确把握“使用”行为刑法内涵的基础上，结合涉案商品与商标的附着情况、商品新旧、真伪、功能等特征，根据物证、鉴定意见等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第二，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情节严重应当依据非法经营数额或违法所得进行认定。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证据审查中的疑难点、成因和对策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由于其特有智力成果属性，故而大量的证据需要进行司法鉴定，而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一环，司法鉴定制度近年来一直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法律适用中的疑难点、成因和对策出现上述重民轻刑的问题，是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经济发展较发达国家还较为落后，在立法初期，知识产权为代表的智力成果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数量也较少。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是较为常见的知识产权类犯罪，但由于知识产权复杂性等特性以及法律的滞后性，导致司法实践中经常对“件数的认定”、“有关销售金额的认定”、“销售的的未遂和既遂”等问题产生混淆，为此有必要对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等相关问题进行梳理。

针对目前实践中存在的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执法衔接不力的问题，首先要完善“两法”衔接上的法律法规。在立法形式上，当前由国务院或各部委颁布的涉及“两法”衔接的规范都属于行政性的法规、规章，而非法律，显然难以对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予以规范，而检察院显然也不适合通过司法解释去规范行政机关的工作。

我国作为一个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后起之秀，虽然近几年来在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领域有了较大的进步，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其先进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有着极大的意义。

犯罪的产生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引起犯罪的因素包括社会和 个人两个方面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以社会因素为基础的、互相 影响和作用的有机联系的关系，而不是互不相干的各种因素孤立的简单的集合体。知识产权犯罪是伴随着市场经济而产生的一种犯 罪形态，与其他形态的刑事犯罪一样，知识产权犯罪也不是单一的 因素所引起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不是同等 的、简单的并列在一起，是作用力性质和程度各异的、相互影响的 各种因素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

知识产权侵权犯罪手段已经体现出更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当今时代，涉及新技术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日益普遍，知识产权犯罪正在向电信、技术市场、人才市场、电子商务等新兴经济领域渗透。同时，犯罪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越来越先进，制假水平也越来越高，犯罪手段和对象都呈现出专业化、科技化的趋势。

以1997年刑法颁布为标志，是知识 产权刑法保护不断健全完善的阶段。在该法典中以专节规定了 “侵 犯知识产权罪”，这样新刑法和我国知识产权专门法（如著作权法、 商标法、专利法）中的刑事法律规范，构建了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 保护体系。可见，知识产权犯罪催生了我国知识产权的刑事法律规范，确立了知识产权刑事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