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中“件”的认定对于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中“件”数的认定，应区分行为人对其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被使用的方式、范围等情况是否明知进行判断，若行为人明知被使用情况的，注册商标标识的件数应以一个完整的商品物体或者包装为标准来计算；若其不明知被使用范围的，则注册商标标识的件数应按一个完整的注册商标标识图样为标准来计算。

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之犯罪数额认定标准的反思与重构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犯罪数额认定标准需要遵循“实际销售价格—标价或者已查清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按市场中间价格”三重顺序，但该方式不仅造成司法实践中罪责刑不相适应、合法不合理等问题，挫伤司法公信力，更是混淆了犯罪行为的刑法评价，阻碍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犯罪数额认定之构造“销售金额”标准下的犯罪数额认定引发罪刑失衡；“违法所得数额”标准缺乏配套司法解释的规范指引；犯罪数额认定依据混乱；刷单辩解的证明标准模糊不清。犯罪数额的认定，要体现对被告人不法获利的评价功能，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效率的统一。

罗某卫等假冒注册商标罪案非法经营数额作为影响大多数知识产权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因素，认定数额的多少直接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应适用的量刑梯度。本案判决对各被告人的非法经营数额作出了最大程度的客观认定，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朱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被告人从事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口罩的行为不仅侵犯了商标权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假冒口罩质量难以保证，无法起到应有的防护作用，威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人民法院从收案到宣判仅用时12天，依法打击了妨害疫情防控犯罪行为，有效震慑了实施破坏疫情防控行为的犯罪分子。

段某某、叶某某等十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段某某、叶某某等十人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其中段某某、叶某某等四人的销售金额属数额巨大，倪某某等六人属数额较大，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且系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口罩，其犯罪行为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综合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段某某、叶某某等十人四年六个月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二十五万元至三万元不等的罚金。

高某峰、种某铁侵犯商业秘密案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严重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和营商环境，检察机关要加大对商业秘密保护力度。商业秘密案件涉及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多，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应当重视发挥专家辅助人在事实查明中的作用，增强技术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郭某军、金某标等人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检察机关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应坚持主客观一致原则，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界限；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

刘某等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检察机关向权利人告知诉讼权利义务，推动权利人实质性参与诉讼；对知识产权案件实行“一案三查”，充分发挥刑事、民事、公益诉讼职能，合理确定公益诉讼赔偿数额，一体解决刑事责任追究和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马某坡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一案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是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源头性犯罪，三者之间存在牵连犯的可能。该案中，被告人将回收的酒盒等外包装与其购买的酒类标识进行组装、配套后出售，其行为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