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高检指导性案例12号 柳立国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要旨】
明知对方是食用油经销者，仍将用餐厨废弃油（俗称“地沟油”）加工而成的劣质油脂销售给对方，导致劣质油脂流入食用油市场供人食用的，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明知油脂经销者向饲料生产企业和药品生产企业等单位销售豆油等食用油，仍将用餐厨废弃油加工而成的劣质油脂销售给对方，导致劣质油脂流向饲料生产企业和药品生产企业等单位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柳立国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被告人柳立国，男，山东省人，1975年出生，原系山东省济南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汇公司）、山东省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公司）实际经营者。
被告人鲁军，男，山东省人，1968年出生，原系博汇公司生产负责人。
被告人李树军，男，山东省人，1974年出生，原系博汇公司、格林公司采购员。
被告人柳立海，男，山东省人，1965年出生，原系格林公司等企业管理后勤员工。
被告人于双迎，男，山东省人，1970年出生，原系格林公司员工。
被告人刘凡金，男，山东省人，1975年出生，原系博汇公司、格林公司驾驶员。
被告人王波，男，山东省人，1981年出生，原系博汇公司、格林公司驾驶员。
自2003年始，被告人柳立国在山东省平阴县孔村镇经营油脂加工厂，后更名为中兴脂肪酸甲酯厂，并转向餐厨废弃油（俗称“地沟油”）回收再加工。2009年3月、2010年6月，柳立国又先后注册成立了博汇公司、格林公司，扩大生产，进一步将地沟油加工提炼成劣质油脂。自2007年12月起，柳立国从四川、江苏、浙江等地收购地沟油加工提炼成劣质油脂，在明知他人将向其所购的劣质成品油冒充正常豆油等食用油进行销售的情况下，仍将上述劣质油脂销售给他人，从中赚取利润。柳立国先后将所加工提炼的劣质油脂销售给经营食用油生意的山东聊城昌泉粮油实业公司、河南郑州宏大粮油商行等（均另案处理）。前述粮油公司等明知从柳立国处购买的劣质油脂系地沟油加工而成，仍然直接或经勾兑后作为食用油销售给个体粮油店、饮食店、食品加工厂以及学校食堂，或冒充豆油等油脂销售给饲料、药品加工等企业。截止2011年7月案发，柳立国等人的行为最终导致金额为926万余元的此类劣质油脂流向食用油市场供人食用，金额为9065万余元的劣质油脂流入非食用油加工市场。
期间，经被告人柳立国招募，被告人鲁军负责格林公司的筹建、管理；被告人李树军负责地沟油采购并曾在格林公司分提车间工作；被告人柳立海从事后勤工作；被告人于双迎负责格林公司机器设备维护及管理水解车间；被告人刘凡金作为驾驶员运输成品油脂；被告人王波作为驾驶员运输半成品和厂内污水，并提供个人账户供柳立国收付货款。上述被告人均在明知柳立国用地沟油加工劣质油脂并对外销售的情况下，仍予以帮助。其中，鲁军、于双迎参与生产、销售上述销往食用油市场的劣质油脂的金额均为134万余元，李树军为765万余元，柳立海为457万余元，刘凡金为138万余元，王波为270万余元；鲁军、于双迎参与生产、销售上述流入非食用油市场的劣质油脂金额均为699万余元，李树军为9065万余元，柳立海为4961万余元，刘凡金为2221万余元，王波为6534万余元。
【诉讼过程】
2011年7月5日，柳立国、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刑事拘留，8月11日被逮捕。
该案侦查终结后，移送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柳立国、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违反国家食品管理法规，结伙将餐厨废弃油等非食品原料进行生产、加工，并将加工提炼而成且仍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非食用油冒充食用油予以销售，并供人食用，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柳立国、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又违反国家食品管理法规，结伙将餐厨废弃油等非食品原料进行生产、加工，并将加工提炼而成的非食用油冒充食用油予以销售，以假充真，销售给饲料加工、药品加工单位，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12年6月12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柳立国等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3年4月11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柳立国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鲁军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李树军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柳立海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于双迎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被告人刘凡金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王波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一审宣判后，柳立国、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提出上诉。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柳立国利用餐厨废弃油加工劣质食用油脂，销往粮油食品经营户，并致劣质油脂流入食堂、居民家庭等，供人食用，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柳立国还明知下家购买其用餐厨废弃油加工的劣质油脂冒充合格豆油等，仍予以生产、销售，流入饲料、药品加工等企业，其行为又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应予二罪并罚。柳立国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严重危害食品安全，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情节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明知柳立国利用餐厨废弃油加工劣质油脂并予销售，仍积极参与，其行为分别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亦应并罚。在共同犯罪中，柳立国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鲁军、李树军、柳立海、于双迎、刘凡金、王波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原审均予减轻处罚。原判定罪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2013年6月4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最高检指导案例15号 胡林贵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贿；骆梅、刘康素销售伪劣产品；朱伟全、曾伟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黎达文等人受贿、食品监管渎职案
【摘要】
实施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为逃避查处向负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应当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行贿罪实行数罪并罚。
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帮助逃避处罚的，应当认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在渎职过程中受贿的，应当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受贿罪实行数罪并罚。
胡林贵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贿；骆梅、刘康素销售伪劣产品；朱伟全、曾伟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黎达文等人受贿、食品监管渎职案
【基本案情】
（一）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等人于2011年6月以每人出资2万元，在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的情况下，在东莞市中堂镇江南农产品批发市场租赁加工区建立加工厂，利用病、死、残猪猪肉为原料，加入亚硝酸钠、工业用盐等调料，生产腊肠、腊肉。并将生产出来的腊肠、腊肉运至该市农产品批发市场固定铺位进行销售，平均每天销售约500公斤。该工厂主要由胡林贵负责采购病、死、残猪猪肉，刘康清负责销售，刘国富等人负责加工生产，张永富、叶在均等人负责打杂及协作，该加工厂还聘请了被告人叶世科等人负责运输，聘请了骆梅、刘康素等人负责销售上述加工厂生产出的腊肠、腊肉，其中骆梅于2011年8月初开始受聘担任销售，刘康素于2011年9月初开始受聘担任销售。
2011年10月17日，经群众举报，执法部门查处了该加工厂，当场缴获腊肠500公斤、腊肉500公斤、未检验的腊肉半成品2吨、工业用盐24包（每包50公斤）、敌百虫8支、亚硝酸钠11支等物品；10月25日，公安机关在农产品批发市场固定铺位缴获胡林贵等人存放的半成品猪肉7980公斤，经广东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抽样检测，该半成品含敌百虫等有害物质严重超标。
（二）自2010年12月至2011年6月份期间，被告人朱伟全、曾伟中等人收购病、死、残猪后私自屠宰，每月运行20天，并将每天生产出的约500公斤猪肉销售给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等人。后曾伟中退出经营，朱伟全等人于2011年9月份开始至案发期间，继续每天向胡林贵等人合伙经营的腊肉加工厂出售病、死、残猪猪肉约500公斤。
（三）被告人黎达文于2008年起先后兼任中堂镇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经贸办副主任、中堂食安委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食品药品监督站站长，负责对中堂镇全镇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包括中堂镇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能和依法组织各执法部门查处食品安全方面的举报等工作。被告人余忠东于2005年起在东莞市江南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任仓储加工管理部的主管。
2010年至2011年期间，黎达文在组织执法人员查处江南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无证照腊肉、腊肠加工窝点过程中，收受被告人刘康清、胡林贵、余忠东等人贿款共十一次，每次5000元，合计55000元，其中胡林贵参与行贿十一次，计55000元，刘康清参与行贿十次，计50000元，余忠东参与行贿六次，计30000元。
被告人黎达文在收受被告人刘康清、胡林贵、余忠东等人的贿款之后，滥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权，多次在组织执法人员检查江南农产品批发市场之前打电话通知余忠东或胡林贵，让胡林贵等人做好准备，把加工场内的病、死、残猪猪肉等生产原料和腊肉、腊肠藏好，逃避查处，导致胡林贵等人在一年多时间内持续非法利用病、死、残猪猪肉生产敌百虫和亚硝酸盐成分严重超标的腊肠、腊肉，销往东莞市及周边城市的食堂和餐馆。
被告人王伟昌自2007年起任中堂中心屠场稽查队队长，被告人陈伟基自2009年2月起任中堂中心屠场稽查队队员，二人所在单位受中堂镇政府委托负责中堂镇内私宰猪肉的稽查工作。2009年7月至2011年10月间，王伟昌、陈伟基在执法过程中收受刘康清、刘国富等人贿款，其中王伟昌、陈伟基共同收受贿款13100元，王伟昌单独受贿3000元。
王伟昌、陈伟基受贿后，滥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的职权，多次在带队稽查过程中，明知刘康清和刘国富等人非法销售死猪猪肉、排骨而不履行查处职责，王伟昌还多次在参与中堂镇食安委组织的联合执法行动前打电话给刘康清通风报信，让刘康清等人逃避查处。
【诉讼过程】
2011年10月22日，胡林贵、刘康清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事拘留，11月24日被逮捕。2011年10月23日，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骆梅、刘康素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事拘留，11月24日被逮捕。2011年10月28日，朱伟全、曾伟中因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刑事拘留，11月24日被逮捕。2012年3月6日，黎达文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3月20日被逮捕。2012年4月26日，王伟昌、陈伟基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5月10日被逮捕。2012年3月6日，余忠东因涉嫌受贿罪被刑事拘留，3月20日被逮捕。
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骆梅、刘康素、曾伟中、朱伟全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案，由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涉嫌受贿、食品监管渎职罪，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余忠东涉嫌行贿罪一案，由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移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因上述两个案件系关联案件，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并案审查。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无视国法，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胡林贵、刘康清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向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等人行贿，胡林贵、刘康清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被告人骆梅、刘康素在销售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中骆梅销售的金额五十万元以上，刘康素销售的金额二十万元以上，二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被告人朱伟全、曾伟中在生产、销售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生产、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二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贿款，同时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身为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为刘康清等人谋取非法利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三人的行为已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四百零八条之一之规定；被告人余忠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向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等人行贿，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2012年5月29日，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行贿罪，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骆梅、刘康素犯销售伪劣产品罪，朱伟全、曾伟中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犯受贿罪、食品监管渎职罪，余忠东犯行贿罪，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12年7月9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无视国法，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且属情节严重；被告人骆梅、刘康素作为产品销售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中被告人骆梅销售金额为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被告人刘康素销售金额为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其二人的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朱伟全、曾伟中在生产、销售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案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百万元，其二人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黎达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被告人王伟昌、陈伟基身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均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贿款，同时，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还违背所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滥用职权为刘康清等人谋取非法利益，造成严重后果，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食品监管渎职罪；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余忠东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向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等人行贿，其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行贿罪。对上述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均应惩处，对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依法予以数罪并罚。被告人刘康清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刘康清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其行贿行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刘康清还举报了胡林贵向黎达文行贿5000元的事实，并经查证属实，是立功，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归案后已向侦查机关退出全部赃款，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张永富、叶世科、余忠东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均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黎达文在法庭上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相关条款规定，判决：
（一）被告人胡林贵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刘康清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被告人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有期徒刑七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骆梅、刘康素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二）被告人朱伟全、曾伟中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三）被告人黎达文犯受贿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王伟昌犯受贿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被告人陈伟基犯受贿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被告人余忠东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胡林贵、刘康清、叶在均、刘国富、张永富、叶世科、骆梅、刘康素、曾伟中、黎达文、王伟昌、陈伟基提出上诉。
2012年8月21日，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刑事审判参考》第8号 王洪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摘要】
1.被告人王洪成生产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否属于伪劣产品？
由于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其开发的“新产品”，没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可供执行，当然应执行企业标准。根据企业标准生产、销售的产品，应当具备其许诺的使用性能。否则，就是不合格产品。因被告人王洪成许诺使用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可节油20%-30%，因此，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否具有其许诺的节油20%-30%的性能，就成为认定被告人王洪成的行为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关键。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不仅不具有其许诺的基本使用性能——节油，而且无法使用，属伪劣产品。
2.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何适用法律？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生产者、销售者实施了生产或者销售行为之一的，应以该施行的行为确定罪名，即定“生产伪劣产品罪”或者“销售伪劣产品罪”。实施生产行为，又实施了销售行为的，则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王洪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洪成：男，44岁，原系哈尔滨市洪成新能源膨化剂有限公司经理。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于1996年4月12日被逮捕。
1996年11月8日，某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洪成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2年末，被告人王洪成组建哈尔滨市洪成新能源膨化剂有限公司，先后在哈尔滨市道里区霞曼街25号、通达街120号等地组织生产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由于王洪成将其开发的所谓“技术成果”——“水变油”技术不断推出演示，加之当时的部分新闻媒介的宣传、报道，使“水变油”技术当时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
1993年2月，沈阳冶炼厂曾某到哈尔滨找王洪成，要求购买“水变油”技术。王称加密问题没有解决，可以卖膨化剂，并许诺可以节油30%。曾某信以为真，于同月23日，用40万元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油膨化剂15吨。后该厂按王提供的工艺流程兑制使用，发现热值不够，发热量随掺水量增加而成比例下降，满足不了基本使用要求，遂要求退货，王称待新的膨化剂出来后给兑换，不同意退货。
1993年2月，沈阳市国社实业发展公司经理佟某通过新闻媒介得知王洪成的“水变油”技术，便到哈尔滨与王洽谈，王向其许诺使用膨化剂可节油50%，佟便花50万元购得重油膨化剂20吨。后因不能使用，找王退货，王洪成拒绝。
1993年2月，江苏省淮阴市科技经济信息中心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油膨化剂5吨，付款20万元。之后，王派其公司职员去淮阴指导试验并更换了燃烧设备，但经多次试烧，均发生熄火现象，无法正常运行。
1993年2月，海口洪成新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柴油膨化剂1.5吨，付款20万元。经海口电厂多次试烧，均未达到正常效果，无法正常燃烧。该公司多次找王要求退货，被王拒绝。
1993年12月至1994年7月间，浙江省杭州市桐庐洪风新燃料开发公司共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6吨，付款90万元。经多次试烧，均出现油水分层、热值低的现象，不能使用。
1994年1月，广东省新以太科技发展公司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柴油膨化剂5吨，付款100万元。该公司按王提供的方法混兑试烧，出现油水分层、炉温降低并经常熄火现象。多次找王退货，王以无钱为由拒绝。
1994年11月，上海赢得实业总公司从王洪成处购买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7吨，付款73万元。因试烧过程中出现油水分层、燃烧不稳的现象，不能使用，找王退货，被王拒绝。
被告人王洪成及其辩护人均以被告人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不是伪劣产品为由，作无罪辩护。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1992年末，被告人王洪成先后在哈尔滨市道里区霞曼街等地组织生产了不具备基本使用性能的劣质产品——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为获取非法利润，被告人王洪成以其生产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在使用时可节油20%一30%为名，骗取购货方的信任，销售其伪劣产品。自1993年2月至1994年11月间，先后向沈阳冶炼厂等七家单位，销售伪劣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60余吨，违法所得人民币39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一条的规定，于1997年10月23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洪成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2.没收被告人王洪成私产住宅房七处、轿车二辆，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洪成不服，以生产、销售的膨化剂不是伪劣商品为由，向某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某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不具有节油的性能，属不合格产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王洪成在生产、销售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过程中，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违法所得数额在数百万元以上，其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洪成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某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7年11月14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被告人王洪成生产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否属于伪劣产品？
2.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何适用法律？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不具有基本使用性能的劣质产品被告人王洪成生产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否属于伪劣产品，是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认定本案的关键。
所谓伪劣产品，是指产品质量没有达到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1989年6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技术监督局《关于严厉惩处经销伪劣商品责任者意见的通知》明确规定，下列产品为伪劣产品：失效、变质的；危及安全和人身健康的；所标明的指标与实际不符的；冒用优质或认证标志和伪造许可证标志的；掺杂使假、以假充真或以旧充新的；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无检验合格证或无有关单位允许销售证明的；未用中文标明商品名称的产地（重要工业品未标明厂址）的；限时使用而未标明失效时间的；实施生产（制造）许可证管理而未标明许可证编号和有效期的；按有关规定应用中文标明规格、等级、主要技术指标或成分、含量等而未标明的；高档耐用消费品无中文使用说明的；属处理品（含次品、等外品）而未在商品或者包装的显著部位标明“处理品”字样的；剧毒、易然、易爆等危险品而未标明有关标志和使用说明的。凡属上述情形之一的产品，都是伪劣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了产品质量标准。该法将我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分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其中，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强制执行的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其他标准是推荐性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地方标准，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强制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生产、销售和进口。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国际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如没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凡不符合上述质量标准要求的产品就是不合格产品。
由于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其开发的“新产品”，没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可供执行，当然应执行企业标准。根据企业标准生产、销售的产品，应当具备其许诺的使用性能。否则，就是不合格产品。因被告人王洪成许诺使用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可节油20%-30%，因此，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是否具有其许诺的节油20%-30%的性能，就成为认定被告人王洪成的行为是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关键。对此，法院采信了下列证据：
1.七家被害单位购货负责人和经手人均证实从被告人王洪成处购买膨化剂后，按被告人王洪成提供的混兑方法配制、试烧，均达不到被告人王洪成所许诺的基本使用性能，热值低，发热量随掺水量增加而成比例下降。因无法使用，王又以各种借口拒不退货，各被害单位只好将所购买的膨化剂储存在仓库中。
2.参与试烧的人员田某、李某等证实该膨化剂热值低、蒸汽量下降，不能正常运行，没有节能效果，根本无法使用。
3.哈尔滨市洪成新能源膨化剂有限公司的职工兰公白、李功法等人证实购货方所购膨化剂不能正常燃烧、效果不好和要求退货的事实。
4.清华大学煤燃烧工程研究中心对王洪成生产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检验鉴定，结论为：掺水膨化使燃料的低位发热量降低，燃烧效率不变，未发现有节油效果。
5.中国石油化学工业总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对从沈阳、海南、淮阴等地取得膨化剂进行成分分析，结果表明：前后不同批次生产的膨化剂的成分未发现有明显差异，均为皂类。从其组成和作用看，它不具有将水膨化成油的能力，只是一种效率很低的乳化剂。
上述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王洪成生产、销售的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不仅不具有其许诺的基本使用性能——节油，而且无法使用，属伪劣产品。被告人王洪成及其辩护人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律适用
所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产品质量管理法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行为。
伪劣产品是商品经济的伴生物。在商品经济存在的情况下，总会有伪劣产品的存在。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产品假冒伪劣的问题并不十分突出，1979年刑法也没有单独设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于以牟利为目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审判实践中按照该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定罪处罚；危害公共安全的，按照第一百零五条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从事生产、收购、储运、国内经销、外贸出口的单位和个人，为牟取暴利，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致使伪劣产品严重冲击市场。个别地区，甚至形成了假冒伪劣商品的集散地。伪劣产品造成的恶性事故不断发生，给同民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不仪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商品经济秩序，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危及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1979年刑法的有关规定，已不能适应打击“假冒伪劣”犯罪行为的需要。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该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为通过刑罚手段惩罚“假冒伪劣”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一条明确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违法所得数额二万元以上，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提供了惩罚此类犯罪的具体依据和量刑标准。这对于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保护用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修改、完善了上述决定，在第一百四十条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规定为：“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这一规定除将原决定中的“违法所得数额”改为“销售金额”外，基本上吸收了原决定第一条的内容。
将“违法所得数额”改为“销售金额”，并明确将“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作为追究伪劣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的刑事责任的起点，是刑法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重大变化。所谓“违法所得数额”，1995年7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批复》作了解释：决定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获利的数额。而“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没有扣除成本、税收等的所有违法收入。违法所得数额不等于销售金额。一般情况下，销售金额要大于违法所得数额，有时甚至没有违法所得额。例如，生产者为减少损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将其生产的伪劣产品出售，并未获利。但不能据此得出决定的处刑轻于刑法。例如。1996年12月，A公司生产、销售假“红塔山”香烟，成本是50万元，销售金额为150万元，违法所得数额为100万元。根据决定应在“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的量刑档次和幅度内量刑，而根据刑法应在“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以上二倍以下罚金”的量刑档次和幅度内量刑，依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适用刑法。因此，由于决定和刑法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同，即前者依据违法所得额，后者依据销售金额，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1997年9月30日之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案件时，必须分别查明违法所得数额和销售金额，然后依照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本案中，被告人王洪成自1993年2月至1994年11月间，先后向沈阳冶炼厂等七家单位，销售伪劣重油膨化剂、重柴油膨化剂60余吨，销售金额为人民币393万元。但一、二审法院没有正确理解“违法所得数额”和“销售金额”的区别，错误地将销售金额认定为违法所得数额，并依此适用决定处理本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定名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区别于刑法第二编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这一类罪名。本案的处理在该司法解释公布施行之前，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对被告人王洪成定罪是可以理解的。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生产者、销售者实施了生产或者销售行为之一的，应以该施行的行为确定罪名，即定“生产伪劣产品罪”或者“销售伪劣产品罪”。实施生产行为，又实施了销售行为的，则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实行数罪并罚。
4. 《刑事审判参考》第118号案例 陈建明等销售伪劣产品案
【摘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行为如何定性？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应按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定性。本案中，被告人陈建明等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大量销售假冒的“红塔山”、“中华”、“三五”、“万宝路”、“北京”、“红河”等商标的劣质卷烟，销售金额数额特别巨大，既严重侵犯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和国家的商标管理制度，又侵犯了国家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同时触犯了第一百四十条和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既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属于法条竞合犯的情形。综合本案的事实，陈建明等人的行为应以较重犯罪的处罚条款定罪量刑，即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陈建明等人定罪处罚。
陈建明等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建明，男，1965年7月21日出生，无业。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吴松希，男，1971年2月8日出生。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7月8日被逮捕。
被告人马丹辉，男，1965年8月12日出生，无业。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被告人李延广，男，1965年9月26日出生，农民。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文振，男，1975年6月3日出生，农民。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方文魁，男，1965年6月18日出生，农民。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陈建明、吴松希、马丹辉、李延广、张文振、方文魁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人陈建明与景巨良（另案处理）预谋销售假冒卷烟，景巨良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花园闸村、半壁店方家村分别设立办公室及两个烟库，用于销售假冒卷烟。1999年2月至5月间，陈建明和景巨良又与吴松希、方文魁、马丹辉等人预谋由广州、福建等地，购买假冒卷烟并贩运来京销售。后吴松希、方文魁等人将假冒的“三五”、“万宝路”、“红塔山”、“中华”等卷烟装人集装箱，经铁路、公路运输至北京市。马丹辉负责接收假冒卷烟，并在北京广安门火车站货场调度王建华（另案处理）的配合下将吴松希等人用火车运到北京的假冒卷烟提出后，再用汽车运送到陈建明及景巨良所指定的地点，由陈建明和景巨良负责联系烟摊予以销售。其中，被告人陈建明伙同他人共销售假冒卷烟金额661.5854万元；吴松希销售假冒卷烟金额284.618万元；方文魁销售假冒卷烟金额19.26万元。马丹辉帮助被告人吴松希、方文魁等人将假冒卷烟运至被告人陈建明、李延广处，运送的假冒卷烟价值人民币603.8783万元。
1999年5月间，被告人李延广、张文振欲将被告人马丹辉从铁路非法贩运至北京市的假冒“石林”、“金健”等卷烟716箱进行销售时，被查获。经北京市价格事务所鉴定，从李延广、张文振处收缴假冒卷烟，共计价值人民币34.511万元。
经对案发后从陈建明、马丹辉、李延广、张文振等人处查获的卷烟进行鉴定，证实均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劣质卷烟。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建明、吴松希、马丹辉、李延广、张文振、方文魁分别结伙，违反国家产品质量法规，以假充真，大量销售假冒劣质卷烟，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共同犯罪中，陈建明、吴松希、李延广、方文魁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均应依法惩处。被告人张文振帮助他人销售假冒劣质卷烟，系本案从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马丹辉亦系本案从犯，其在被公安机关羁押后，能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有立功表现，故依法对其减轻处罚。鉴于李延广、张文振犯罪未遂，故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上列被告人犯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惟在认定的部分数额上有误。陈建明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陈建明被羁押后，虽能帮助公安机关做一定工作，但不属于立功，故其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吴松希、方文魁的辩解及二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二被告人积极参与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事实，有书证及同案犯的供述在案证实，二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亦多次供述，足以认定，现其否认，显系狡辩，故二被告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和采纳。马丹辉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马丹辉明知是假冒劣质卷烟，仍帮助他人予以销售的事实，不仅有同案犯的供述，起获的书证在案证实，且马丹辉在法庭审理中亦供述，故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李延广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李延广纠集他人积极实施销售假冒劣质卷烟，并非起次要作用，系主犯，故其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所提系犯罪未遂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予以采纳。张文振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张文振伙同他人销售假冒劣质卷烟的犯罪事实，有同案犯的供述、指证，且其在公安机关亦曾供述，现其翻供，显系推卸罪责，故其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信和采纳。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于2000年12月14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陈建明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被告人吴松希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八十五万元。
3.被告人马丹辉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
4.被告人李延广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五万元。
5.被告人张文振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
6.被告人方文魁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九万元。
7.继续追缴上述被告人的违法所得。
8.随案移送的物品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陈建明、吴松希、李延广、张文振不服，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2001年3月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行为如何定性？
2.帮助运输伪劣产品的行为如何定性？
3.伪劣产品尚未销售出去的，其销售金额如何确定？
三、裁判理由
（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应按产品质量是否合格定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与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违法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犯罪分子为了能够顺利地销售伪劣产品，往往冒用名牌产品的注册商标；而假冒商标，或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往往也是将自己生产的低等级、低档次产品冒充高等级、高档次产品，其实质为“以次充好”的行为。因此，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行为，既可能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也可能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还可能同时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是，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犯罪构成是有区别的，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伪劣产品。
伪劣产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伪劣产品包括假冒他人品牌但本身质量合格的产品，即所谓“假冒不伪劣”的产品。狭义的伪劣产品仅指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产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不包括只是“假”但不“劣”的产品，其中判断产品质量是否“劣”的具体标准，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包括确定产品质量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就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而言，存在两种情况：其一，假冒商标，同时，商品本身质量未达到同类产品最低质量标准，属于不合格的产品；其二，假冒商标，但商品本身质量达到同类合格产品的最低质量标准，属于合格的产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的行为具体构成何罪，关键在于所销售商品的质量是否合格：销售质量合格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销售质量不合格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则应按法条竞合情况下“择一重处”的处罚原则选择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或者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例如，行为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产品，销售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虽然同时构成了销售伪劣产品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但依照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法定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而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根据其销售金额的具体情况，可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如果行为人销售假冒商标的伪劣产品，销售金额不满五万元，依法不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但其行为危害后果、情节均特别严重，就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定罪处罚。因此，为准确适用刑法和《解释》，严惩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不放纵和轻纵犯罪分子，对于假冒伪劣犯罪案件中所涉产品是否属于伪劣产品，应当进行鉴定。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5月21日下发的《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有关鉴定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一、对于提起公诉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商标、非法经营等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案件，所涉生产、销售的产品是否属于‘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难以确定的，应当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五款的规定，由公诉机关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二、根据《解释》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生产、销售假药犯罪案件和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犯罪案件，均需有‘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和‘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三、经鉴定确系伪劣商品，被告人的行为既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或者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或者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款和《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陈建明等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大量销售假冒的“红塔山”、“中华”、“三五”、“万宝路”、“北京”、“红河”等商标的劣质卷烟，销售金额数额特别巨大，既严重侵犯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和国家的商标管理制度，又侵犯了国家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其行为同时触犯了第一百四十条和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既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属于法条竞合犯的情形。综合本案的事实，陈建明等人的行为应以较重犯罪的处罚条款定罪量刑，即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被告人陈建明等人定罪处罚。
（二）被告人张文振受雇于被告人李延广运输伪劣产品的行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共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只要行为人以销售为目的，实施了生产或者销售行为之一的即可构成犯罪。但在本案中，被告人马丹辉没有生产伪劣卷烟，亦没有实施联系货源、寻找买家、商议价格、收取货款等销售伪劣卷烟的行为，仅是受雇于被告人吴松希、方文魁等人运输假烟，以收取运费。对于这种雇佣关系，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被雇佣人在雇佣人的命令和指挥下的行为的法律后果通常由雇佣人承担，在民法理论上这被认为是替代责任，即民事责任具有可替代性。但在刑事法律关系中，由于犯罪行为被认为是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侵犯，只要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和客观侵害行为，其刑事责任就不能被排斥。也就是说，被雇佣人在雇佣人的指使下实行的故意犯罪行为依法不具有刑事免责性，除非被雇佣人不明知其行为的违法性，即系在认识错误的情况下实施的行为，因不具备犯罪故意而不构成犯罪。
本案中，被告人马丹辉虽没有具体实施销售假冒伪劣卷烟的行为，但其明知所承运的是假冒伪劣卷烟，仍积极帮助被告人吴松希、方文魁等人将假冒劣质卷烟运至被告人陈建明、李延广处。这一运输行为作为买卖行为的先行行为，是被告人吴松希、方文魁、陈建明、李延广等人实现销售行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帮助犯。刑法上的帮助犯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具备实行犯的特定身份，也不要求行为人直接实施实行行为。只要行为人明知实行犯实施犯罪行为仍帮助其实施的，就构成共同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此《解释》第九条已予以肯定，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因此，被告人马丹辉的行为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一审法院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以及归案后的表现，依法减轻处罚，于法有据。
（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销售金额”的计算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危害程度，即销售金额达到五万元以上的，才以犯罪论处，并根据销售金额的大小确定了生产者、销售者刑事责任的轻重，将量刑划分为四个档次。这种法定刑的设置，符合此种犯罪的贪利性质，也揭示了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与刑罚轻重的关系。
“销售金额”作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刑的重要标准，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指“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所得”的收入通常是指行为人在出售伪劣产品后，已经从买方实际得到的收入。
“应得”的收入是指行为人由于某种原因虽没有实际取得收入，但根据合同或事先的约定，买方应该支付给行为人的产品价款，属于可期待收益。但如果行为人尚未实施销售行为，其“销售金额”的认定，则是司法实务中的难题。《解释》考虑到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社会危害性小于已销售出去的实际情况，在第二条第二款规定“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从而对尚未销售行为的认定不仅从行为的犯罪形态的质上作出了明确规定，而且从销售金额的量上进行了规范，为司法实践中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和依据。
对于伪劣产品的货值金额具体如何计算，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为了依法正确、统一认定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2000年修订的《产品质量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计算”。据此，《解释》第二条第三款规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发布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从而明确了确定伪劣产品价格认定的四种方法：一是只要能查明行为人出售伪劣产品的实际销售价格的，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二是无法查明实际销售价格，但有标价的，按标价计算；三是既无法查明行为人的实际销售价格，也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四是既无法查明行为人的实际销售价格，也没有标价和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应当说明的是，上述四种方法不是任选性的，而应是递进性的，即只有在按照前种方法无法认定伪劣产品的价格时，才应适用相应的后种方法计算。如本案中，司法机关从被告人李延广、张文振的库房内收缴了假冒“石林”、“金健”等劣质卷烟716箱，虽然此批假冒劣质卷烟尚未销售就被查获，既没有实际销售价格，也没有标价，但“石林”、“金健”等卷烟是有市场价格的，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应按照“石林”、“金健”等卷烟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当然，由于本案的处理是在《解释》颁行以前，一审法院参照北京市价格事务所对收缴的该批尚未销售出去的卷烟抽样所作的估价鉴定结论，确定销售金额的做法也是正确的。
5. 《刑事审判参考》第143号案例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生产伪劣产品案
【摘要】
为他人加工伪劣产品的行为能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在具体的加工生产过程中，三被告人尽管各自分工不同，但构成了生产伪劣产品的整体行为应属无疑。至于为他人加工，还是为自己加工，并不影响其行为的生产伪劣产品这一性质的认定。
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生产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韩俊杰，男，1942年9月28日出生，小学文化，河南省尉氏县公安局退休干部。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00年11月29日被逮捕。
被告人付安生（被告人韩俊杰之婿），男，1973年5月19日出生，初中文化，待业。因涉嫌犯生产伪劣产品罪，于2000年12月25日被逮捕。
被告人韩军生（被告人韩俊杰之子），男，1970年2月10日出生，高中文化，原系河南省尉氏县公安局临时工。因涉嫌犯非法经营罪，于2000年11月29日被逮捕。2001年1月5日，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韩俊杰、付安生犯生产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韩军生犯非法经营罪向尉氏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韩俊杰、付安生在无任何证照手续的情况下从事棉花加工业务，并在生产过程中掺杂使假，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被告人韩军生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规定的专营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付安生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案发后投案自首，应依法从轻惩处。被告人韩俊杰辩称：其办厂主要是来料加工，是应他人要求掺回收棉，没有销售，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韩俊杰的棉花加工厂虽无审批手续，但按规定尚未到办手续的时间；韩俊杰没有掺杂使假的行为，起诉书指控韩俊杰生产目的是为了销售与事实不符；韩俊杰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付安生辩称：其只是帮忙修机器，没有生产更没有销售，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协商筹建棉花加工厂没有证据；付安生等人购买设备时不应该申请登记；指控付安生生产经营没有证据，修机器并不是生产经营，帐上虽有支出，但并不是经营管理；指控付安生直接掺杂使假没有证据，付安生没有掺杂使假的故意，也没有这一行为，认定付安生与韩俊杰是共同犯罪与事实不符。付安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韩军生辩称：其不知道韩俊杰办厂没有手续，其收到的钱不是生产经营中的钱，没有参与生产经营，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提出：购买设备不等于非法经营行为，被告人韩军生没有非法生产经营行为；起诉书指控三被告人协商筹建棉花加工厂没有证据；被告人韩军生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尉氏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0年春，被告人韩俊杰在河南省尉氏县大桥乡大苏村筹建棉花加工厂，并指派被告人付安生、韩军生从外地购回一套棉花加工设备。在为崔建标、于水等人（均在逃）加工棉花的过程中，应崔建标、于水等人的要求，韩俊杰从他人处借得一台打麦机专门用于加工回收棉，并同意在籽棉中掺入回收棉，共计加工劣质棉163.445吨，价值170余万元，全部由崔建标、于水等人销出。韩俊杰获取加工费7.24万元。在共同生产经营过程中，韩俊杰负责全面工作；付安生负责维修机器，并购买了部分生产用品；韩军生购买了部分生产用品。
2000年12月3日，被告人付安生到尉氏县公安局投案。尉氏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违反国家规定从事棉花加工业务，在生产过程中，向籽棉中掺入回收棉，以次充好，销售金额达170余万元，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被告人韩军生的定性不当。被告人付安生虽在犯罪后向公安机关投案，但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因此，其自首情节不能认定。在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只是分工不同，对被告人付安生不能认定为从犯。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无罪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01年3月2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韩俊杰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被告人付安生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九十万元；被告人韩军生犯生产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九十万元；
2.违法所得七万二千四百元予以追缴，作案工具棉花加工设备一套予以没收。
宣判后，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均不服，以“不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应宣告无罪”为由，向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韩俊杰、付安生、韩军生在共同经营棉花加工厂从事棉花加工业务过程中，向籽棉中掺人回收棉，以次充好，共加工劣质皮棉163.445吨，销售金额170余万元。三上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上诉人韩俊杰对筹资建厂、为加工回收棉向亲戚借打麦机、共加工160余吨劣质皮棉的事实供认不讳。上诉人付安生对购买棉花加工设备、负责维修机器并购买部分生产用品、明知加工厂生产的是掺了回收棉的劣质皮棉的事实供认不讳。上诉人韩军生对购买棉花加工设备和部分生产用品的事实亦有供认。并且三上诉人的供述与本案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三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01年4月10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1.为他人加工伪劣产品的行为能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2.仅有伪劣产品的加工生产行为，但没有销售行为的，应以生产伪劣产品罪，还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
三、裁判理由
（一）为他人加工伪劣产品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首先，本案存在生产伪劣产品行为是确定无疑的。根据刑法规定，生产伪劣产品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有4种，即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的规定，掺杂掺假指的是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掺人杂质或者异物，致使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者产品明示标准规定的质量要求，降低、失去应有使用性能的行为。可见，半假半真是掺杂掺假行为的基本特征。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在为崔建标、于水等人加工棉花的过程中，应崔建标、于水等人的要求，韩俊杰从他人处借得一台打麦机专门用于加工回收棉，并在籽棉中掺入回收棉，共计加工劣质棉163.445吨，价值170余万元。在具体的加工生产过程中，三被告人尽管各自分工不同，但构成了生产伪劣产品的整体行为应属无疑。至于为他人加工，还是为自己加工，并不影响其行为的生产伪劣产品这一性质的认定。
问题在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罪状规定中要求“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这意味着，光有生产行为还不足以构成本罪。构成本罪，还必须在主观上具备销售伪劣产品的故意，或者客观上存在实施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其中，销售行为可从“销售金额”的规定中直接推导出来，没有销售，就不会有销售金额；销售故意可从“销售金额”的规定及“产品”的内涵中得以反映：首先，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二条的规定，“产品”指的是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除外）；其次，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销售行为内在地蕴含着销售故意。至于牟利目的，从法律规定的表面上看，似乎并非本罪的必要要件，但既然将销售金额规定为一个客观要件，与此相对应的主观要件就是出于获得非法利润的目的。因为客观要件规制着主观要件的内容，如客观要件要求实施某种行为时，行为人主观上必须认识到自己实施的是这种行为，客观要件要求发生某种特定结果时，行为人主观上必须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这种特定的结果。基于同样的道理，当客观要件要求销售金额较大时，行为人主观上就是出于获得非法利润的目的。据此，当法律没有在故意之外明文规定行为的意图或目的时，还不能断然肯定该犯罪不需要特定的意图或者目的，如果从法律规定的客观要件上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与某种客观要件相对应的主观意图或者目的时，就应当肯定这种主观意图或目的是主观要件。
《解释》第二条在对“销售金额”的具体理解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并进一步指出，“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销售金额三倍以上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应当说，《解释》的意见是忠实于立法文义的。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三被告人的行为表现为为他人加工，而非不具有销售的直接故意，客观上没有实际的销售行为，也不具有销售牟利的目的，只是加工取酬，获取加工费。应当注意的是，来料加工行为与买卖（销售）行为在民法上是有着明确界定的两类不同性质的行为，两者不容混淆，不得将交付加工成果的行为视为销售行为：加工承揽行为指的是承揽人以自己的工作用定做人提供的原材料，为定作人加工成成品，定作人接受该产品并支付报酬的行为；加工承揽行为的标的是工作行为，买卖行为的标的是物；加工承揽行为中的标的物只能是严格按照定作人的要求而完成的工作成果，买卖行为的标的物则是双方约定的出卖人应交付的物；加工承揽方收取的是酬金或者说是加工费，买卖行为收取的是物的价款。通常情况下，物的价款大大高于工作酬金。在本案中，加工生产的劣质棉价值170余万元，而韩俊杰等三被告人获取的加工费仅为7.24万元。被告人韩俊杰的辩护人关于“起诉书指控韩俊杰生产目的为了销售与事实不符”的辩护意见应当受到重视。
所以，根据前述销售要件的分析，单纯地就本案三被告人的行为而言，似不应定罪。
但必须注意到，参与实施本案行为的并不限于本案三被告人，另有崔建标、于水等在逃同案犯。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崔建标、于水等人不仅以加工定作方的名义，授意、指使本案三被告人在棉花加工过程中，在籽棉中掺入回收棉，并将三被告人所加工生产的劣质皮棉163.445吨全部售出。以上行为足可认定崔建标、于水等人的行为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即本案三被告人与负案在逃的崔建标、于水等人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如果构成共同犯罪，本案三被告人行为的性质也就清楚了。
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构成共同犯罪需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共同犯罪行为；二是共同犯罪故意。在本案中，崔建标、于水等人所实施的教唆生产劣质皮棉行为、销售劣质皮棉行为与本案三被告人分别实施的加工、生产劣质皮棉行为及购买设备、生产用品等帮助加工行为互为联结，共同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完整行为。因而在本案中，对上列行为人具有共同行为的认定不成问题。有可能引起分歧的是，本案是否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在本案中，三被告人与崔建标、于水等人在明知所加工生产的劣质皮棉是用于销售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两者在销售故意的具体内容上存在不同，集中体现在：后者出于销售牟利的目的，而前者不具有该目的，仅仅是加工取酬。这种目的上的不同，决定了本案三被告人对于销售行为所持的是一种不同于崔建标、于水等人的放任的态度。对于这种主观意志、目的不同的情形，能否认定共同犯罪故意？答案是肯定的。共同犯罪故意并不要求各共同犯罪人在故意内容上完全一致，而且，在存在组织犯、教唆犯、实行犯、帮助犯等多种类型的犯罪人的共同犯罪中，组织故意、教唆故意、实行故意、帮助故意，其故意内容也必将是有所不同的。认定共同犯罪故意的关键在于，各共同犯罪人是否均出于故意，并且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犯意联络。对于具体犯罪故意的内容及犯意联络的内容，则不要求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在有认识的前提下，在具体犯罪的内容以及犯意联络的故意内容上，各共同犯罪人既可以是“希望”的，也可以是“放任”的，既可以是出于这种目的，也可以是出于那种目的，均不影响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
尽管涉及本案的崔建标、于水等案犯在逃，但是认定该案件的性质仍应综合考虑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事实。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本案三被告人构成犯罪，是完全正确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本案三被告人应以既遂处理，不能因三被告人未参与销售行为就定未遂。
（二）本案在罪名上应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不宜定生产伪劣产品罪从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罪状表述来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属于选择性罪名。选择性罪名既可概括使用，也可分解拆开使用，这一点已为我们所熟知。因此，从理论上说，本罪的具体罪名应有3个，即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如果行为人只生产伪劣产品的，构成生产伪劣产品罪；只销售伪劣产品的，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既生产、又销售伪劣产品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不实行数罪并罚。但是，根据本罪的立法规定，单纯的生产伪劣产品罪是无从成立的。因为如果生产者只是生产了伪劣产品，而并没有推向市场，就谈不上销售金额较大，因而不符合本罪的客观要件。只有当生产者生产了伪劣产品，同时又推向市场时，才可能销售金额较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已经不是单纯地生产伪劣产品，而是既生产又销售了伪劣产品。《解释》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规定生产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般而言，生产伪劣产品与销售伪劣产品尽管在主观方面，常常表现为刑法理论上的竞合关系，即生产伪劣产品必须要有销售的故意及牟利的目的。但就行为本身而言，生产、销售是两个完全可以相互区分、明确界定并具有独立意义的行为，在法律上予以独立评价是合适的。在本案中，三被告人所实施的仅仅是加工生产行为，没有任何的销售或者帮助销售行为（如果把加工行为同时视为是帮助销售行为的话，那么将面临重复评价的问题）。单从法理上说，对本案三被告人定生产伪劣产品罪是妥当的，但在实践中，与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不尽吻合，与法定罪状规定相冲突。根据现有的立法规定，本案三被告人的具体罪名，只能结合前述关于共同犯罪的分析，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6. 《刑事审判参考》第144号案例 胡廷蛟、唐洪文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摘要】
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如何认定？
从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来看，其主要是扰乱市场秩序。因此，非法经营数额、数量、次数、违法所得数额等，都能够直接反映其扰乱市场秩序的严重程度。从非法经营专营、专卖物品的危害性来看，其行为不仅破坏了国家的商品专营制度，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常还会产生其他危害后果，如损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因此，非法经营的专营、专卖物品的质量，也应是人民法院认定有关行为情节是否严重的标准之一。
胡廷蛟、唐洪文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胡廷蛟，男，1954年7月10日出生，无业。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1999年1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唐洪文，男，1967年2月1日出生，无业。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2000年1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富国，男，1968年10月1日出生，农民。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1999年1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龚中雨，男，1956年8月3日出生，农民。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1999年1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龚锐，男，1978年8月25日出生，农民。因涉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于1999年1月6日被逮捕。
海南省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龚中雨、龚锐、李富国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向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8年3月，被告人胡廷蛟与唐洪文共谋建立地下工厂，非法经营食盐。二人分别出资9000元和7000元，共同在位于白水塘路的海口市物资局钢材批发市场承租3至4号铺面作为厂房后，先后购买了2公斤无产地、无合格证、无使用说明的“碘”，大量仿制海口盐业分公司具有注册商标权的“晶山牌”碘盐包装袋和防伪标识，并准备了3块太阳布、1台农药喷雾器、4台塑料封口机、1把铁锹等生产工具。同年5月，两被告人从琼山市劳务市场雇佣被告人李富国、龚中雨、龚锐和龚寿仪（在逃）私自加工“食用碘盐”。
1998年5月11日至11月7日，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以平均每吨810元的价格从东方市非法盐贩处低价购买粗、细原盐120吨，交给被告人李富国、龚中雨、龚锐和龚寿仪进行加工。加工包装好后，胡廷蛟、唐洪文负责联系买主，又指挥李富国等人将私自生产的“食用碘盐”分别批发销售给海口市、琼山市等地的个体商贩，销售价格平均每吨1220元，销售金额14.64万元。销售得款由胡廷蛟与唐洪文均分，李富国、龚中雨、龚锐各从中获取装、卸车费及包装费等2000元。
1998年11月7日晚9时，海南省盐务局执法人员在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的白水塘地下工厂查扣原盐13.4吨，成品假碘盐1.88吨；仿制海口盐业分公司碘盐包装袋2万个；塑料封口机4部，喷雾器1台；假碘盐生产、送货记录2本。嗣后，胡廷蛟、唐洪文又在水头下村220号新建一地下工厂，继续进行假碘盐的生产、经营活动。同年11月23日，公安人员在海口市、琼山市分别将龚锐、龚中雨、李富国抓获。同月25日晚，公安人员将胡廷蛟、唐洪文抓获，并从其水头下村的地下工厂中缴获原盐7吨、仿制海口盐业分公司“晶山牌”碘盐包装袋4万余个，塑料封口机2部及其他制假工具。经海口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对查获的成品假碘盐抽样检验，其“碘盐”均不含碘。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违反我国关于食盐专营管理的规定，非法经营食盐，开办地下工厂，雇工生产、销售假碘盐，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既扰乱了市场秩序，又给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损害，情节严重；被告人李富国、龚中雨、龚锐明知胡廷蛟、唐洪文系个体私自非法经营食盐，且指使其在生产中掺杂使假，在销售中假冒盐业公司的碘盐，为非法获利仍提供帮助，直接参与了生产、销售假碘盐的全过程，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共同犯罪中，胡廷蛟、唐洪文起组织指挥作用，系主犯。李富国、龚中雨、龚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0年1月19日判决如下：
1.被告人胡廷蛟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二十万元：
2.被告人唐洪文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罚金二十万元；
3.被告人李富国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罚金四千元；
4.被告人龚中雨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罚金四千元；
5.被告人龚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罚金四千元。
一审宣判后，胡廷蛟以“原审判决认定的假碘盐数额不准，罚金不符合法律规定，应扣除购原盐款、装卸车费和包装费。主观恶性不大，且获利微薄，未造成实际危害，量刑明显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唐洪文以“其只是以股份者身份参与，是从犯，且主动投案，应从轻处罚，原判量刑过重”为由亦提出上诉。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但对胡廷蛟、唐洪文的罚金畸重；唐洪文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交代犯罪事实，属于自首，原判对唐的量刑偏重，故于2000年4月20日判决：维持对被告人李富国、龚中雨、龚锐的定罪量刑；维持对胡廷蛟定罪及主刑，改判罚金四万元；维持对唐洪文的定罪，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三万五千元。
二、主要问题
1.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如何认定？
2.同时触犯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非法经营罪的行为如何定性？
三、裁判理由
（一）未经许可，生产、销售食盐，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食盐是人们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是添加碘剂防治碘缺乏病的最佳载体。为了消除碘缺乏危害，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需要，先后颁布了《盐业管理条例》、《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食盐专营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对食盐实行专营管理、定点生产和批发许可证制度。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不得生产食盐；未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不得经营食盐批发业务。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明确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本案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建立地下工厂，非法经营食盐，明显违反了《食盐专营办法》第五条“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不得生产食盐”的规定，是否需要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关键在于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虽然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没有对非法经营专营、专卖物品“情节严重”的具体标准作出具体界定，但根据刑法、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精神和司法实践经验，是能够对此类犯罪作出正确处理的。
从非法经营罪侵犯的客体来看，其主要是扰乱市场秩序。因此，非法经营数额、数量、次数、违法所得数额等，都能够直接反映其扰乱市场秩序的严重程度。对于一些非法经营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的定罪处刑标准，有关司法解释已予以明确，如经营非法出版物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非法经营数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个人“经营数额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万元至三万元以上的”，属于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这一标准可以供我们在处理其他非法经营案件时参考。本案被告人的非法经营数额达10余万元，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从非法经营专营、专卖物品的危害性来看，其行为不仅破坏了国家的商品专营制度，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通常还会产生其他危害后果，如损害人民的身体健康。因此，非法经营的专营、专卖物品的质量，也应是人民法院认定有关行为情节是否严重的标准之一。对于非法经营的专营、专卖物品属于伪劣产品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本案被告人生产、销售伪劣碘盐，当属“情节严重”。
在具体案件中，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应当综合考虑，正确判定行为人非法经营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单纯从一个方面，片面强调数额或者犯罪的具体对象的特点，都是不妥当的。
（二）对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在非法经营食盐过程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与假冒注册商标行为，不实行数罪并罚本案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生产、销售的“碘盐”属于不含碘的伪劣碘盐。由于其销售金额较大，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同时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还将其生产的“碘盐”假冒海口盐业分公司具有注册商标权的“晶山牌”碘盐予以销售，情节严重，还构成了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于这种基于一个犯罪意图，实施一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不同罪名的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竞合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同时构成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相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金额较大”、假冒注册商标“情节严重”而言，本案被告人非法经营“情节严重”的法定刑较重。因此，对被告人胡廷蛟、唐洪文等人的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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