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关于贿赂案件的司法观点集成10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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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授意他人向第三人出借款项，还款义务最终被免除的，是否属于受贿

【参考案例】雷政富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885号）

【裁判摘要】本案300万元“借款”实际上是明勇智通过出借资金的方式，为肖烨敲诈雷政富的款项买单，无论是明勇智答应借款给肖烨，还是放弃对该“借款”的追索，目的是出于对雷政富之前对公司关照的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雷政富的关照，都是基于雷政富的职权。至于明勇智是否知道雷政富牵涉到不雅视频，不影响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本案表面上看雷政富本人没有获得财物，但请托人的行贿指向是明确的，最后免除第三人肖烨的债务，完全是基于国家工作人员雷政富的意思，而第三人之所以获利，完全源于雷政富与明勇智之间的权钱交易和雷政富最终对该财产的处分意思。该笔款项名为肖烨公司与明勇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实为明勇智与雷政富之间的权钱交易款，属于贿赂款的性质。

二、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并为领导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定性

【参考案例】左佳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195号）

【裁判摘要】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私分回扣款的行为，署名为单位，实为单位领导谋取私利，应以个人共同受贿定罪处罚。

如认定收受回扣属于单位行为，则行为人收受回扣、继而私分，将不仅需承担单位受贿的刑事责任，同时还将构成贪污罪。确定是否属于单位行为、构成单位犯罪，应从两方面来把握，一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即由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单位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的其他人员决定、同意；二是为单位谋取利益或者违法所得大部分归单位所有。行为人收取回扣款，系经单位领导研究决定的，但行为人在根据单位决定收取回扣款后，未如实向单位汇报，而是进行私分，因此，该贿赂款并未归单位所有。可见，收受回扣款虽经单位领导集体研究决定，但主观方面不是为了单位利益，而是名为单位、实为单位领导谋取私利，故不应该认定为单位受贿，应对单位具体参与的人员以个人受贿罪处罚。

三、因与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而退还或上交收受财物的行为定性

【参考案例】潘玉梅、陈宁受贿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2期）

【裁判摘要】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关于被告人潘玉梅及其辩护人提出潘玉梅购买许某某开发的房产，在案发前已将房产差价款给付了许某某，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2006年4月，潘玉梅在案发前将购买许某某开发房产的差价中的55万元补给许某某，相距2004年上半年其低价购房有近两年时间，没有及时补还巨额差价；潘玉梅的补还行为，是由于许某某因其他案件被检察机关找去谈话，检察机关从许某某的公司账上已掌握潘玉梅购房仅支付部分款项的情况后，出于掩盖罪行目的而采取的退赃行为。因此，潘玉梅为掩饰犯罪而补还房屋差价款，不影响对其受贿罪的认定。

四、在配合检察机关调查他人受贿案件时交代向他人行贿事实的处理

【参考案例】袁钰行贿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787号）

【裁判摘要】《刑法》第390条中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是否属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情形的认定，关键在于对“被追诉前”的理解。追诉是指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一系列司法活动，包括立案、审查起诉、开庭审判等诉讼程序过程。“被追诉前”通常应指司法机关立案侦查之前，行贿罪是否“被追诉”应当以检察机关是否立案为准。

行贿人向纪检监察部门、司法机关举报受贿人的受贿行为，显然属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情形。行贿人在纪检检察部门查处他人受贿案件时，交代向他人行贿的事实，亦属于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情形。即使检察机关已经对受贿人立案查处，行贿人作为证人接受检察机关调查，只要检察机关对行贿人尚未立案查处，行贿人承认向受贿人行贿的事实，也应当认定为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情形。

五、国有媒体记者以威胁曝光为由索要钱财的行为定性

【参考案例】李万、唐自成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608号）

【裁判摘要】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等业务活动属于职务行为，利用采访等实现舆论监督的手段索要财物的，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记者从事的新闻报道等业务活动，绝不是单纯的“个体性的劳动”，而是以所属新闻媒体单位名义进行的职务活动，属于一种职务行为。国有媒体记者对公共事务行使舆论监督权，属于从事公务活动，其利用舆论监督权索取他人财物的，符合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

六、经国家机关的党委研究决定任命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要求合作单位为其亲属提供低价住房行为的认定

【参考案例】李葳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340号）

【裁判摘要】经国家机关的党委研究决定任命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能认定为国家机关委派到非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利用与其他单位共同开发房地产的职务便利要求合作单位为其亲属提供低价住房的行为，实质上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索要财物。索取的财物是否为被告人占有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被告人支付少量购房款用以掩盖索贿行为的，其受贿数额应为房屋当时实际价值与实际支付价款的差额。

七、收受无具体金额的会员卡的数额认定

【参考案例】梁晓琦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335号）

【裁判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规定：“商业贿赂中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该规定可参照适用受贿案件。有的案件中，可能出现行贿人与受贿人为规避法律制裁，往往卡（券）面标注金额远远低于实际可消费金额，这时如果仍以标注金额计算受贿金额明显不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给犯罪分子留下逃避处罚的机会。因此，解释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计算具体受贿数额，符合刑法主客观一致的定罪原则。

八、收受银行卡但未实际支取行为的定性

【参考案例】程绍志受贿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1期）

【裁判摘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的银行卡并改动密码并长期将该卡存放于租用的保险箱内，直至案发被查获时，虽然未实际支取银行卡中的存款，但主观上明显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应视为收受钱款的行为也已终了，已经构成受贿罪。

九、逢年过节收受下级单位“慰问金”行为的定性

【参考案例】（姜杰受贿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335号）

【裁判摘要】在社会生活中，下级单位逢年过节期间出于各种不同目的，以给上级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发放所谓的“奖金”、“福利”、“慰问金”等名义送钱送物的情况较为普遍。收受钱物的一方是否构成受贿？对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况，结合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即是否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点来加以具体认定。仅仅出于人情往来，不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及行为，属于不正之风，应按一般的违纪处理，不应认定为受贿犯罪；如借逢年过节这些传统节日之机，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或者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的，则不管是单位还是个人，均应认定为受贿行为。

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要投资回报的行为认定

【参考案例】胡发群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第384号）

【裁判摘要】国家工作人员假借投资合伙经营，在实际并未经营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强要“合伙”相对方支付高额投资回报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被告人以合伙经营为名，利用职务便利强要支付高额投资回报，属于索贿行为。随着反腐斗争的愈加深入，腐败分子收受贿赂的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由赤裸裸直接收受财物，演变为间接地收受物品只付少量现金，或者赌博时光赢不输，或者以合伙经营的形式收受“高额回报”等方式。无论收取的贿赂的方式如何变化，贿赂的本质，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没有变。只要符合这一本质特征，就是贿赂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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