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信犯罪与诈骗犯罪的实务界分通过收买、租借他人银行卡来接收、转移违法犯罪所得，是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等关联犯罪的显著特点。而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向他人提供银行卡、支付宝账户等资金支付结算账户，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接收、转移违法犯罪所得的行为，常出现诈骗罪共犯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区分的疑惑，导致该类行为有时被认定为诈骗犯罪共犯，有时被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刑事推定，目前对于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引入刑事推定证明方法来破解诈骗案件中行为人主观目的认定难的问题，弥补我国相关案件认定方法的缺失，也能避免直接认定带来的不利后果。在使用刑事推定方法时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明确案件所涵盖的基础事实以及刑事推定的步骤；检察机关还应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以确保刑事推定结论的合理性。

非法集资的“非法性”如何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键。私募股权类基金产品一般从事创业投资，以投资项目公司、企业的股权为标的，对于发行私募股权类基金产品符合非法集资犯罪“四性”特征，但大部分资金用于真实项目投资，没有抽逃、转移、隐匿、挥霍等情形的，可以不认定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刑民交叉型诈骗犯罪的司法认定刑民交叉型诈骗犯罪可以作出程序和实体的不同分类，前者重在解决案件管辖等程序问题，后者重在解决罪名适用、刑罚轻重以及违法所得追缴等实体问题。在事实认定上，应当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能仅以民事法律行为的外观作为判断依据；在法律评价上，应当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则，确保刑法、民法等法领域构成的法秩序之间互不矛盾；在责任承担上，应当遵循刑民效力分立原则，行为人构成诈骗犯罪，并不必然导致其对外签订的合同无效。诈骗犯罪的认定过程中，除了以“对价衡量说”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之外，还要注意甄别涉案财物的权属和性质，精准计算犯罪数额。

诈骗类犯罪司法观点之一般诈骗罪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诱骗他人点击虚假链接而实际通过预先植入的计算机程序窃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虚构可供交易的商品或者服务，欺骗他人点击付款链接而骗取财物构成犯罪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他人财物构成诈骗罪利用职务之便与利用工作之便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拥有职务之便的公职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属于受贿;即便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若谋利内容与他人的请托事项不具有基本对应性,其行为属于诈骗而非受贿;自首的成立应当具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大要件,被抓获时正好身在司法机关不属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诈骗罪主观方面疑难问题解析诈骗罪在主观方面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所以欺骗行为即使在客观上存在交易关系，基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该“交易关系”的实质也仅是行为人为了以无对价或者代价极低的方式占有对方财产而采取的欺诈手段，行为人并不存在履行义务的诚意，双方之间也根本不会发生真正的交易。

诈骗罪客观方面疑难问题解析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必须是使受骗者处分（交付）财产的行为，如不具备使受骗者处分（交付）财产的内容，那么即使让受骗者陷入认识错误，也不能认定该欺骗行为系诈骗罪的实行行为。如甲乙系同寝室友，某日，甲以有乙快递为由将乙骗至楼下取件后，将乙新买的手机占为己有，因甲的欺骗行为并未包含使乙处分（交付）其财产的内容，不能认定为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甲只能成立盗窃罪。因此，欺骗行为与受骗者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交付）财产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

诈骗罪客体方面疑难问题解析常见的诈骗行为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被害人因欺骗行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自己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欺骗行为只发生在行为人与被害人两者之间，此时的被害人与受骗者系同一人，被害人即财产受损者，受骗者即财产处分者。但现实中还存在被害人与受骗者不一致的特殊诈骗情形。如典型的“保姆案”，乙上班后，其保姆丙在家做家务。

投保人替肇事者顶包并进行车险理赔构成保险诈骗罪投保人替肇事者“顶包”后谎称是自己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并向保险公司进行车险理赔的，属于对造成保险事故的原因作虚假陈述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应被认定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