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问“两高”办理贪腐案件新司法解释：啥样的贪官判死刑？
18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是我国依法反腐的又一道利器，受到各界高度关注。记者就公众关心的一系列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以及相关专家学者。
一问：贪污受贿“数额较大”如何起步？
《解释》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其中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规定的五千元调整至三万元，这样是否合理？
“衡量是否合理要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从反腐败斗争的全局和全面部署来看，从司法解释对贪污、受贿犯罪所作的全面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对记者说，“实际上，司法解释通篇体现了对贪污、受贿犯罪从严的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认为，对贪腐行为的“零容忍”并不等于对贪污受贿犯罪要实行刑事犯罪门槛的“零起点”。我国对贪污、受贿起刑点的设置经历了从两千元到五千元再到《刑法修正案（九）》“数额较大”的概括规定。这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巨大，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将五千元的起刑点进行适度的提升也是势在必行的。
“五千到三万，似乎存在较大幅度提高。但从1997年至2016年近二十年间，五千元的定罪数额确已不适应社会发展。从司法实践看，这种定罪数额的调整对于贪污受贿罪的实际惩治其实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让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圈骤然缩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
苗有水表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过去单纯的“计赃论罚”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也就是说认定贪污、受贿行为构成犯罪、判什么刑，既要看数额，也要看情节。即使未达到数额标准，但具有一定较重要情节的，也要定罪，并按相应的量刑档处罚。
二问：三万以下如何追究？
《解释》规定，两罪“数额较大”的一般起点为三万元，对于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是否还会追究刑事责任？
苗有水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低于三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贪污、受贿数额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同时具有司法解释规定的较重情节的，同样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无论是不具有一定情节的以三万元为定罪起点，还是在具有一定情节时一万元即可追究刑事责任，都是相当低的入罪标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通过压低入罪标准，有助于强化‘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戒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表示，为落实党纪严于国法，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反腐败要求，应做到刑事处罚与党纪政纪处分的有序衔接。“司法解释使得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同时也使刑事处罚和党纪政纪处分之间的衔接更为合理。”
三问：“死刑立即执行”怎么判？
《解释》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判处死刑的适用条件。那么，贪腐犯罪“死刑立即执行”到底该如何判？
“依据刑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死刑立即执行只适用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造成损失特别重大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说，“这就是说，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对于极少数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坚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裴显鼎同时表示，对于符合死刑立即执行条件，但同时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缓是附条件的不执行死刑，即在二年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的，依据刑法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四问：如何适用“终身监禁”，能否执行到底？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加了对贪污罪、受贿罪可以在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如何保证这项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
裴显鼎说，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本次出台的司法解释对于终身监禁具体适用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予以了明确。
在实体方面，《解释》明确，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在程序方面，《解释》明确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间届满再视情而定。
“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将终身监禁作为贪污受贿罪的死刑替代措施看待，而不适用于因犯有贪污受贿罪原本就应该判处死缓的人，从而防止终身监禁的不当适用。”周光权说，“终身监禁的裁定必须在裁判的同时就作出，意味着一经作出就必须无条件执行，不能再减刑、释放。”
五问：领导“身边人”腐败怎么治？
近年来，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身边人”借着“领导关系”大肆敛财。《解释》如何管理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的确成为某些领导干部收受贿赂、规避法律的一种方式。”苗有水表示，《刑法修正案（九）》已经增加了相关罪名，《解释》也对相关定罪处罚标准予以明确，使法律得到更好实施。
他说，《解释》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即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其知道“身边人”利用其职权索取、收受了财物，未将该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即可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
“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往往辩解其是在‘身边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后才知道的，并没有受贿故意，不构成受贿罪。”苗有水认为，《解释》的相关规定扫除了司法中的障碍，对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的这种情况能给予有效地打击。
六问：收了哪些“财物”就算“受贿”？
贿赂犯罪的本质在于权钱交易。这些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贿赂犯罪手段越来越隐蔽。有的行为人通过低买高卖交易的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有的行为人通过收受干股、合作投资、委托理财、赌博等方式，变相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这些算不算“贿赂”？
“根据刑法规定，贿赂犯罪的对象是‘财物’。因此，如何界定‘贿赂’，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解释刑法中规定的‘财物’。”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万春说。
《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阮齐林表示，《解释》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概念扩张到“财产性利益”，将有效应对“请托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的情况，易于检察机关成功起诉贪污、贿赂犯罪，也有利于法院适用刑法有关条款定罪判刑。
七问：为何没有规定追逃的内容？
追逃、追赃是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从查办案件来说，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但《解释》并没有规定追逃的内容，这是否会影响追逃工作的开展？
万春表示，《解释》规定的是实体而不是程序问题，故其中仅一处涉及追逃，即将“主动交待行贿事实，对于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赃有重要作用的”明确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追逃问题已有相关规定。”万春表示，目前贪污贿赂犯罪逃避经济处罚，隐匿、转移赃物的情况非常严重，影响到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效果。对此，《解释》专门规定了违法所得的追缴和退赔。这旨在指引各级司法机关摒弃“重办案轻追赃”错误观念，充分认识追赃对惩治腐败、实现公正司法的重要意义。
八问：罚金刑的规定能得到执行吗？
刑法已经规定了罚金刑，但没有具体适用标准。到底罚多少才能既不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又能避免出现“天价罚金”，确保执行到位？
《解释》规定，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2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5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1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2倍以下判处罚金。
“贪污贿赂犯罪属于经济犯罪，对贪利型犯罪在判处自由刑的同时施以罚金刑，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惩治此类犯罪，起到更好的行刑效果。”苗有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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