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第1198号案例 阎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摘要】
在家中释放天然气用以自杀，但引发室内、室外数次爆炸的，如何认定因果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因故意释放天然气引发爆炸而构成犯罪的案件并不多见。从实施释放天然气的行为到他人人身财产遭受损害，一般要经历较为复杂的过程，包括长时间释放天然气、空气中天然气达到一定浓度、天然气被引燃、燃烧过程中引发爆炸、爆炸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等一系列环节。同时，天然气系日常使用的易燃易爆气体，在发生爆炸的场所可能有多个用户在爆炸前使用天然气，确定引发爆炸的天然气来源于行为人故意释放的天然气，需要排除其他用户泄漏天然气引发爆炸的可能性，故认定过程有一定复杂性。
阎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阎某，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2013年10月10日因涉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逮捕。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被告人阎某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阎某对指控的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阎某认罪态度好，且系初犯，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12年2月15日9时许被告人阎某在天津市河西区某小区403室家中，为自杀而持刀割断厨房内天然气软管，致使天然气长时间泄漏。当日11时20分许，该楼503室居民做饭时引发爆炸。11时35分许，阎某触动厨房电灯开关，再次引发爆炸，致楼内居民詹某某当场死亡，3人受轻微伤，多名居民家中财产遭受不同程度的损毁，该栋楼房构成局部危房。爆炸的坠落物造成附近停放的众多车辆损坏，损失共计9.4393万元。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阎某为求自杀在家中释放天然气，致使天然气发生爆炸，给周围邻里的生命、健康及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阎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阎某以原审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阎某属间接故意犯罪，平时表现良好，如实供述罪行，愿意积极赔偿，建议对阎某从宽处罚。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被告人阎某为求自杀而置公共安全于不顾，释放天然气引发连续爆炸，造成无辜群众死伤及重大财产损失，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综合现场勘查及物证提取等情况，参考二审期间鉴定机构出具的关于爆炸原因的鉴定意见，能够认定系天然气爆炸，且在案证据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认定阎某割断软管释放天然气的行为与最终引发爆炸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三十五条之规定于2013年12月4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经复核确认的事实与第一、二审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阎某明知天然气是易燃易爆气体，为求自杀而故意释放家中天然气进而引发爆炸，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阎某的犯罪行为致1人死亡、数人受轻微伤，并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罪行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阎某系为自杀而实施犯罪行为，主观上属间接故意，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对阎某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五十条第五项、第三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不核准并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阎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发回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阎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主要问题
行为人在家中释放天然气引发室外、室内数次爆炸的，如何认定数次爆炸均由行为人释放的天然气引发？
三、裁判理由
在司法实践中，因故意释放天然气引发爆炸而构成犯罪的案件并不多见。从实施释放天然气的行为到他人人身财产遭受损害，一般要经历较为复杂的过程，包括长时间释放天然气、空气中天然气达到一定浓度、天然气被引燃、燃烧过程中引发爆炸、爆炸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等一系列环节。同时，天然气系日常使用的易燃易爆气体，在发生爆炸的场所可能有多个用户在爆炸前使用天然气，确定引发爆炸的天然气来源于行为人故意释放的天然气，需要排除其他用户泄漏天然气引发爆炸的可能性，故认定过程有一定复杂性。
本案是比较典型的在居民区故意释放天然气引发爆炸，致居民楼及其他住户遭受损害的案件。被告人阎某为求自杀而在家中割断天然气软管，致使天然气大量泄漏的事实，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认定上并无疑义。而对于先后发生在阎某楼上住户的小规模爆炸和阎某家中的大规模爆炸，是否均由阎某家中泄漏的天然气引发，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尚无法认定阎某持刀割断天然气软管释放天然气与两次爆炸有因果关系，存在阎某楼上住户或其他住户天然气泄漏的可能性；同时，亦无法认定两次爆炸系天然气爆炸，不排除其他易燃易爆物质爆炸后引发天然气燃烧的可能性。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在案证据足以认定两次爆炸均由阎某家中泄漏的天然气引发，其持刀割断天然气软管释放天然气行为与两次爆炸有因果关系。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在案证据足以证实第一次爆炸由403室释放的天然气引发
从在案证据来看，发生在503室的第一次爆炸由被告人阎某居住的403室释放的天然气引发。理由包括：第一，阎某供称，当日9时许其在家中割断天然气软管，至11时20分许其楼上发生爆炸时天然气已大量泄漏。经鉴定机构鉴定，两层楼房的水管与楼板之间有较大的缝隙，403室释放的天然气可由缝隙扩散到503室。第二，503室居民张某某的证言证实家中天然气使用正常，爆炸发生时其正在做饭，点火两三分钟后发生爆炸，未发现异常情况。公安机关技术人员在现场勘查时对503室厨房进行了检查，天然气相关设备均正常。综合这两方面理由，可排除503室厨房发生天然气泄漏的可能性，弥漫在503室厨房并导致爆炸的天然气只能来自楼下403室。至于503室厨房灶具点火两三分钟后才发生爆炸的现象，也符合天然气燃烧、爆炸的特点。据相关专家介绍，点火后燃气灶周围天然气浓度不高，故未发生爆炸，随着楼下泄漏气体的渗入，火焰附近空气中的天然气浓度达到临界点后即会发生爆炸。
（二）在案证据足以证实第二次爆炸发生在403室，且由被告人阎某开灯引发
综合分析证据，可以认定第二次爆炸发生在403室，且由被告人阎某开灯点燃厨房泄漏的天然气引发。理由是：第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实，403室厨房内的天然气软管被切断且断口新鲜，燃气公司出具的说明材料证实案发当月该户燃气使用量陡增，说明该户天然气软管被人为割断，导致天然气大量泄漏。上述情况与阎某所供为求自杀而用刀割断天然气软管的情节能够相互印证。第二，该室防盗门及门锁均由内向外弯曲，卧室的上下楼板均被炸穿，鉴定意见亦证实自该室提取的镜子碎片上检出天然气爆炸燃烧残留成分，说明该室发生过剧烈的天然气爆炸，爆炸形成强烈的冲击波向周围扩散。死亡被害人詹某某居住的401室防盗门由外向内弯曲，室内有多处气体冲击波造成的物品位移、破损痕迹，但无燃烧痕迹，说明该室受到来自室外的爆炸冲击波破坏，室内并未发生爆炸。第三，理化检验报告证实从阎某身上检出与厨房遗留的橙黄色附着物同类的物质，鉴定意见证实此次爆炸的引火源是厨房电灯开关火花，上述情节与阎某所供躺在厨房内吸天然气，后起身开灯时发生爆炸的情节相互印证。
发生在403室的第二次爆炸比第一次更为剧烈，且直接造成被害人詹某某死亡，在通过在案证据认定被告人阎某开灯引发天然气爆炸事实的同时，从排除合理怀疑的角度出发，还应对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合理解释：一是403室内空气中的天然气浓度在爆炸前是否达到爆炸临界点？是否有其他易燃易爆物质引发爆炸？二是为什么爆炸发生在403室厨房，但卧室受损更为严重，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还造成邻居詹某某死亡，而身处厨房的阎某本人仅受轻伤？
1.关于第一个问题。据相关专家介绍，空气中天然气含量达到一定比例（一般为5%-15%）后会引发爆炸，但割断胶管后释放出的天然气总量无法准确计算，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天然气释放两三个小时后足以达到发生爆炸的浓度。403室建筑面积为36m2（实际使用面积不详），按此类房屋通常层高2.7米计算，则室内总体积为97.2m3，若按实际使用面积计算，总体积应不超过90m3，考虑到室内设施、用品还占有一定体积，故实际可容纳气体的体积明显小于90m3.该室燃气表显示每小时最大释放量为4m3，按阎某所供至第二次爆炸时已放气约两小时，可释放天然气约8m3，天然气如无外泄，则室内浓度为8.9%（室内总体积以90m3计算）。即使有部分天然气泄漏至楼上，考虑到该室容纳气体的实际体积不足90m3，厨房处天然气浓度可能相对较高等情况，认定该室发生爆炸时天然气浓度（至少是局部浓度）已达到爆炸临界点与科学常理并无明显矛盾。也就是说，在没有其他易燃易爆物质参与的情况下，该室内的天然气遇到电火花后足以发生燃烧、爆炸。上述测算虽然并不精确，但对解释爆炸发生的原因，增强内心确信有较大帮助。此外，现场勘查情况及相关技术鉴定显示，现场并未发现天然气以外的其他易燃易爆物质爆炸的痕迹。
2.关于第二个问题。据相关专家介绍，天然气爆炸确有距离爆炸点较远的位置受损反而更严重的特点，引发爆炸的起火点处往往爆炸并不剧烈，冲击波经过传导可在较远处形成更剧烈的爆炸，大量的实际案例中存在这种现象，但形成此现象的具体原理尚待研究。本案第二次爆炸发生在厨房但在卧室及室外造成更严重的损害，符合天然气爆炸的特点。综上，根据在案证据及相关论证可认定先后发生的两次爆炸均由被告人阎某释放的天然气引发。因天然气泄漏引发爆炸的案件比较罕见，证实此类犯罪的证据体系也与抢劫、故意杀人等常见犯罪明显不同，审理时既要全面审查、判断证实行为人实施故意释放天然气行为的相关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也要综合运用在案证据排除由其他因素引发爆炸的可能性，同时还要对有关疑问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最终得出唯一的结论。
（撰稿：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张春喜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马岩）
《刑事审判参考》第503号案例 王桂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销售伪劣产品、虚报注册资本案
【摘要】
向药品生产企业销售假冒的药品辅料的行为如何定性？
本案被告人王桂平不仅在客观上实施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主观上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对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以及危害后果也具有放任的故意，并最终导致不特定多数人病情加重、死亡的严重后果，完全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结果加重处罚要件，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是正确的。
王桂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销售伪劣产品、虚报注册资本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桂平，男，1966年3月21日出生，初中文化，原江苏美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销售假药罪于2006年6月6日被逮捕。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桂平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销售伪劣产品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5年9月间，被告人王桂平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二甘醇不能作为药用的情况下，购买二甘醇1吨，冒充药用丙二醇，以15000元的价格销售给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并伪造了产品合格证。2006年3月，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用王桂平出售的假冒药用丙二醇，生产出亮菌甲素注射液，销往广东省。后广东省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购得该注射液临床使用，导致15名患者出现急性肾衰竭、病情加重，其中吴明远等14名患者死亡。
此外，被告人王桂平还于2005年1月至2006年4月间，以假充真，销售伪劣产品金额计人民币297310元；2005年10月份，王桂平在没有实际缴纳注册资本的情况下，通过伪造现金缴款单、银行对账单、银行询证函等手续，骗取验资报告，至泰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领取了注册资金为500万元的江苏美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桂平用二甘醇冒充药用丙二醇销售给制药企业，致使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药品投入市场后致多人死亡，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告人王桂平在销售产品过程中，以假充真，销售金额达2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告人王桂平在申请公司登记过程中，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人王桂平犯有数罪，依法应当实行数罪并罚。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王桂平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犯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
2.被告人王桂平违法所得人民币297310元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桂平以其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量刑过重等为由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王桂平及其二审辩护人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不当的具体理由是：王桂平的行为属于销售伪劣产品性质，或者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王桂平并不明知二甘醇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的后果，所以不具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故意，且王桂平的行为与最终产生的严重后果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其中介入了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假药的因素，正是介入因素对结果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王桂平庭前多次供述证实，其不仅知道制药企业购买药用丙二醇的用途，而且知道二甘醇被用于加工药品后，会危害他人身体健康，但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却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具有实施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间接故意。上诉人王桂平以二甘醇假冒药用丙二醇销售的行为与本案的危害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此对其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另查明，上诉人王桂平归案后虽认罪态度较好，能够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查清案件事实，但其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严重，一审法院对其量刑并无不当。上诉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一审量刑过重，应当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亦不予采纳。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告人王桂平以二甘醇冒充药用丙二醇销售给制药企业，致使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药品投入市场后，造成多名患者病情加重、死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究竟应当以何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曾有多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上述行为应当纳人销售伪劣产品罪作整体评价，销售金额累计计算。因为从销售的对象看，被告人王桂平系以二甘醇冒充药用丙二醇进行销售，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本案出具的国食药监市[2006]569号《关于丙二醇定性问题的意见》证实，丙二醇本身不属于药品，但该产品用于药品生产中，是属于药品辅料。由此可见，本案被告人销售的只是假冒的药品辅料，并非假药，同时也非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特定伪劣产品，不宜对此予以单独分割评价。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以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主要理由是：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假药可以理解为三类：（1）假药；（2）按假药处理的药品；（3）按假药处理的非药品。依照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都有特定的含义，本案被告人销售假冒药用丙二醇的行为尽管不符合前两类情形，但根据刑法的立法精神，可以视为销售“按假药处理的非药品”，以销售假药品定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一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当以该罪定罪处罚。
三、裁判理由
我们同意上述第三种意见，被告人王桂平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要理由如下：
1.认定被告人王桂平的行为构成销售假药罪的法律依据不足。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根据上述规定，作为销售假药罪犯罪对象的假药的认定，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为准，具体可以分为“假药”、“按假药处理的药品”以及“按假药处理的非药品”三类。然而，无论是1997年刑法修订当时所对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还是2001年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在内容上与刑法的规定并不完全衔接。因为新旧药品管理法只对“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范围有所涉及，至于什么是“按假药处理的非药品”，从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假药”包括两种情形：一是药品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二是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同条第二款规定了按假药论处的药品，也就是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所称“按假药处理的药品”，主要包括六类：“（一）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三）变质的；（四）被污染的；（五）使用依照本法必须取得批准文号而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原料药生产的；（六）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可见，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第三种假药即“按假药处理的非药品”，在相关行政法规中并无对应的概念及其解释，给司法认定带来了障碍。具体到本案，由于药用丙二醇是药品辅料，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辅料是指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所用的赋形剂和附加剂，与药品有别，因此被告人王桂平以二甘醇冒充药用丙二醇进行销售，属于以一种工业用产品冒充药品辅料进行销售，其行为既不属于销售“假药”，也不属于销售“按假药处理的药品”。如上所述，由于认定为销售“按假药处理的非药品”亦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且未得到有关专业部门的认可，故不宜按销售假药罪处理。
2.被告人王桂平的行为导致的后果极其严重，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若视为销售伪劣产品，以销售金额评价其社会危害性，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应该说，被告人王桂平以假充真，以二甘醇冒充药用丙二醇进行销售，其行为属于销售伪劣产品性质，这一点毋庸置疑。就此而言，上述第一种意见有可取之处。但其不足之处同样显而易见，那就是只看到了行为的表面性质，无形中割裂了被告人的行为与其产生的严重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忽略了其危害公共安全的本质，对问题的认识缺乏应有的深度。作为医用产品，如果质量不合格不但会贻误使用该药品患者的及时诊治，而且可能会给患者的健康带来巨大危害，甚至造成死亡，因而国家对于药品质量的监管历来采取最为严格的标准，刑法也对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的犯罪行为配置了极高的刑罚，就是因为这种犯罪行为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一旦这些伪劣药品流人市场被患者使用，这种危害因为往往会涉及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因而就具有了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本案中，王桂平用二甘醇冒充药用丙二醇销售给制药企业，致使制药企业生产出伪劣药品流入市场，造成多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经严重危害到公共安全。
3.被告人王桂平的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首先，从主观方面看，王桂平具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故意。本案审理过程中，王桂平辩称自己的行为不构成该罪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否认其主观故意的存在，而且在诉讼过程中，也有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此对主观方面的把握成为认定该罪的关键所在。对此，王桂平在庭前的多次供述证实，其不仅知道制药企业购买药用丙二醇的用途，而且知道二甘醇被用于加工药品后，会危害他人身体健康，但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却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应当认定具有实施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间接故意。其次，从行为的性质看，王桂平以二甘醇冒充药用丙二醇销售给制药企业用于生产药品的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行为尽管手法不同，但在刑法上的性质相同，同样危害了公共安全，完全可以理解为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的范畴。最后，从危害后果看，本案危害后果的发生，不仅与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相关责任人员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另案处理）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直接相关，而且与王桂平以二甘醇假冒药用丙二醇销售的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属于多因一果，王桂平应当依法对危害后果承担刑法上的责任。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人王桂平不仅在客观上实施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主观上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对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以及危害后果也具有放任的故意，并最终导致不特定多数人病情加重、死亡的严重后果，完全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结果加重处罚要件，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是正确的。
《刑事审判参考》第586号案例 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摘要】
醉酒驾车连续冲撞致多人伤亡的，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孙伟铭，男，1979年5月9日出生，成都奔腾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员工。因涉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08年12月26日被逮捕。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2008年5月，被告人孙伟铭购买一辆车牌号为“川A43K66”的别克轿车。之后，孙伟铭在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长期驾驶该车，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同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与其父母为亲属祝寿，大量饮酒。当日17时许，孙伟铭驾驶其别克轿车行至成都市成龙路“蓝谷地”路口时，从后面撞向与其同向行驶的一辆比亚迪轿车尾部。肇事后，孙伟铭继续驾车以超过限定的速度（60公里/小时）行驶。行至成龙路“卓锦城”路段时，越过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与对面车道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相撞，造成其中一辆长安奔奔轿车上的张景全、尹国辉夫妇和金亚民、张成秀夫妇死亡，代玉秀重伤，以及公私财产损失5万余元。经鉴定，孙伟铭驾驶的车辆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公里/小时；孙伟铭案发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135.8毫克/100毫升。案发后，孙伟铭的亲属代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1.4万元。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伟铭在未领取驾驶证的情况下，长期违法驾驶机动车辆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其醉酒后驾车行驶于车辆和人群密集之处，对公共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且在发生追尾事故后，置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继续驾车超速行驶，跨过道路上禁止超越的中心黄色双实线，与对方正常行驶的多辆车辆相撞，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及公私财产损失数万元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孙伟铭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应依法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孙伟铭以其主观上不具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一审判决定罪不准，适用法律错误，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孙伟铭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孙伟铭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获得被害方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
二审期间，孙伟铭之父孙林表示愿意代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经法院主持调解，孙林代表孙伟铭与被害方达成民事赔偿协议，积极筹款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100万元（不含先前赔偿的11.4万元），取得被害方一定程度的谅解。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伟铭无视交通法规和公共安全，在未取得驾驶证的情况下，长期驾驶机动车辆，多次违反交通法规，且在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不计后果，继续驾车超限速行驶，冲撞多辆车辆，造成数人伤亡的严重后果，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孙伟铭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但鉴于孙伟铭是间接故意犯罪，与直接故意驾车撞击车辆、行人的犯罪相比，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其犯罪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案发后真诚悔罪，并通过亲属积极筹款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原判认定的事实和定罪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维持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孙伟铭的定罪部分；
2.撤销一审判决对被告人孙伟铭的量刑部分；
3.被告人孙伟铭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主要问题
1.被告人孙伟铭醉酒驾车连续冲撞致多人伤亡，应如何定罪?
2.对被告人孙伟铭如何适用刑罚?
三、裁判理由
（一）被告人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本案发生后，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对被告人孙伟铭的行为如何定罪，在审理中争议较大：一种意见认为，孙伟铭醉酒驾车肇事，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孙伟铭醉酒驾车，连续冲撞多辆轿车，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正确区分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认为，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应认定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要严格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原则来认定醉酒驾车肇事行为的性质。醉酒驾车肇事客观上表现为醉酒驾车，造成他人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危害了公共交通安全，这同时符合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故从客观方面很难进行区分。对此类行为的准确定罪，更为重要的是分析行为人肇事时的主观心态。如果是故意，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如果是出于过失，则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实践中，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往往不希望也不积极追求伤亡结果的发生，其罪过形式系放任的间接故意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较难把握。一般而言，应结合行为人是否具有驾驶能力、是否正常行驶、行驶速度快慢、所驾车辆的车况如何、路况和能见度如何、案发地点车辆及行人多少、肇事后的表现，以及行为人关于主观心态的供述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认定。在不同的个案中，行为人对醉酒驾车造成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态不同，故不能认为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一概是故意或过失，进而一律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或交通肇事罪。
第二，要从立法目的角度正确理解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条文之间的关系。虽然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和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属于刑法第二章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但“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是对“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等行为的兜底，而不是对整个刑法第二章所有条款的兜底。故从立法目的看，不能得出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和第一百一十五条完全适用于醉酒驾车犯罪行为的结论。司法实践中，不能将这两个条款无限制地扩大适用于所有醉酒驾车犯罪。从刑法规定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是指那些与“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具有同等严重破坏性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不是泛指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一般情况下，醉酒驾车肇事和采用放火、决水、爆炸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在危害公共安全性质上有差异，不能把醉酒驾车肇事简单地一律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醉酒驾车肇事行为在何种情况下与放火、决水、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在性质上相当，要在具体案件中根据行为的时间、地点、方式、环境等情况来具体分析判断，不能单纯以危害后果来判断醉酒驾车肇事行为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要重视把握量刑平衡与准确定罪的关系。由于刑法没有将醉酒驾车行为本身规定为犯罪，对于醉酒驾车造成人员伤亡的犯罪，如果一律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则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醉酒驾车未肇事，或者虽然肇事但未造成人员伤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的，不能定罪；而醉酒驾车造成人员伤伤亡的，哪怕只是造成一人重伤，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至少都要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显然，对后一种情形的处罚明显过重，有违罪刑均衡原则。同时，行为人在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撞击车辆或行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明显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如果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理，一般情况下，最多只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处罚明显偏轻，不仅罪刑不相适应，而且也起不到有效的警示和预防作用，不足以遏制当前日趋严重的醉酒驾车犯罪现象。
本案中，被告人孙伟铭未经合格的机动车驾驶培训并取得驾驶证，且在长期驾驶中多次违反交通法规，说明其并不具备正常驾驶能力。我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国家标准（GbL9522—2004）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毫克/100毫升的，属于醉酒驾车。孙伟铭案发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35.8毫克/100毫升，属于严重醉洒一孙伟铭在不具备正常驾驶能力和严重醉酒的状态下，驾车行驶于车辆密集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人都能够认识到其行为很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危害公共交通安全，孙伟铭作为心智健全的人，也能够认识到其行为的高度危险性。尤其是孙伟铭驾车与其他车辆发生追尾事故后，其完全能够认识到自己醉酒驾车极可能再次撞击其他车辆或行人，但孙伟铭不仅不及时停车，有效防止再次肇事，反而继续驾车以超过限速2倍以上的速度行驶，以致越过道路上禁止超越的黄色双实线，连续撞击对方车道上正常行驶的其他4辆轿车，造成数人伤亡的严重后果。综合孙伟铭的驾驶能力、行驶速度、行驶状况、肇事地点的车辆状况及其肇事后的表现等情况，足以认定孙伟铭对该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心态，故其主观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间接故意，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需要指出的是，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其自以为可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合理依据，只是过高地估计了这些因素对于防止危害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而已，因而未能防止危害结果发生。但在本案中，孙伟铭既无合格的驾驶能力，也无丰富的驾驶经验，其在无驾驶能力的情况下，醉酒驾车高速行驶于车辆密集的城市道路上，危害结果的发生近乎必然，故客观上完全不存在使其自信可以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合理依据。其主观罪过形式不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对其行为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二）被告人孙伟铭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不应适用死刑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就醉酒驾车肇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件而言，在决定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特别是决定是否适用死刑时，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犯罪情节、危害后果及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具体而言，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注意把握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一般情况下，醉酒驾车犯罪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属于间接故意犯罪。与以制造事端为目的而恶意驾车撞人并造成重大伤亡后果的直接故意犯罪相比，此类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因此，在决定刑罚时，不能将此类犯罪与直接故意犯罪完全等同。
第二，要注意把握行为人的实际辨认和控制能力。虽然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客观地看，在醉酒状态下，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实际上都有所减弱。行为人犯罪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状况，足以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而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正是量刑的重要依据，因此，一般情况下，考虑到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实际有所减弱，处理上要体现区别。
第三，注意把握民事赔偿与量刑的关系。刑法规定，犯罪分子应当赔偿由于其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故醉酒驾车行为人依法赔偿其犯罪行为给被害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其法定义务。行为人履行赔偿义务，并不影响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但是，行为人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的，不仅反映出行为人认罪、悔罪的诚意，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这不是“花钱买刑”。所谓“花钱买刑”，是指犯罪分子利用钱财，通过不正当手段逃避刑事追究或获得从轻处罚。“花钱买刑”的犯罪分子并非真诚认罪、悔罪，与上述情况存在本质区别。故司法实践中，在对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量刑时，既要考察其是否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了被害方的经济损失，又不能简单地把赔偿经济损失作为从轻处罚的理由。对于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分子，如果罪行极其严重的，即使其赔偿了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也不能从轻处罚。
第四，要严格执行死刑政策，慎重适用死刑。刑法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是否属于“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从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认定，不能只看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行为人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虽然往往情节比较恶劣，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但此类犯罪一般系间接故意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也不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与蓄意杀人和恶意驾车撞击车辆或行人的直接故意犯罪不同。相比之下，此类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因此，醉酒驾车犯罪行为人一般不属于刑法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因而不属于适用死刑的对象。从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出发.一般不适用死刑。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犯罪行为均不适用死刑。对于醉酒驾车犯罪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的，如醉酒驾车肇事后，不顾拦阻，或抗拒检查、抓捕，或为逃避处罚，继续驾车撞击车辆、行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也有依法判处死刑的余地。
本案被告人孙伟铭醉酒驾车，连续冲撞多辆轿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及数万元的财产损失，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严惩，但鉴于其系间接故意犯罪，与直接故意犯罪相比，主观恶性不是很深，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系在严重醉酒状态下犯罪，驾驶车辆的控制能力实际有所减弱；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方的经济损失，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被害方的谅解。综合本案的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孙伟铭尚不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因此，二审改判其无期徒刑是适当的。
《刑事审判参考》第587号案例 李跃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摘要】
在城市主干路采用故意驾驶机动车撞击他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的手段勒索钱财的行为如何定罪？
被告人李跃等在实施敲诈勒索的目的犯罪行为过程中，其驾车冲撞其他车辆制造交通事故的手段行为又触犯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李跃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跃，男，1982年2月17日出生，无业。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06年6月30日被逮捕。
被告人顾荣玉，男，1957年11月13日出生，无业。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06年6月30日被逮捕。
被告人英大庆，男，1964年6月4日出生，无业。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06年6月30日被逮捕。
（其他被告人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李跃等31名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公诉机关变更起诉罪名，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李跃等对指控的事实供认不讳；各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主要是：主观上被告人驾车撞击他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的目的是勒索钱财，并无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客观上被告人每次作案针对的对象都是特定的，并没有造成危害不特定多数人人身财产安全的后果，因此，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自2004年4月以来，被告人李跃、顾荣玉、英大庆等31名被告人先后纠集在一起，在北京市的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等城市主干路以及部分高速公路上故意制造了大量的交通事故，并以此向事故的另一方当事人索要钱财。其采用的作案方法是，主要由李跃驾车在道路上寻找外省市进京的中高档小轿车作为目标伺机作案。当前车正常变更车道时，驾车尾随其后的李跃等人突然加速撞向前车的侧后方，造成前车变更车道时未让所借车道内行驶的车辆先行的假象。事故发生以后，李跃、顾荣玉、英大庆组织、安排其他被告人轮流出示驾驶证冒充驾驶人。待到达事故现场的交通民警作出前车负全部责任的认定以后，被告人便以此为要挟甚至采用威胁的方法，向被害人索要钱财。2004年4月至2006年5月期间，31名被告人先后制造对方负全部责任的事故220余次。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51万余元。其中，被告人英大庆共参与作案77起，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87930元；被告人李跃参与作案70起，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49000元；被告人顾荣玉参与作案60起，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30980元。
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李跃、顾荣玉、英大庆等人为达到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在城市道路上故意制造了大量的交通事故。他们所采用的驾车突然加速撞向正在正常变更车道的其他车辆的方法，有可能使受到撞击的车辆失去控制，进而危及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按照牵连犯择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本案31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应予惩处。关于被告人李跃、英大庆等的辩护人所提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害的是特定对象以及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因此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被告人李跃等人所采用的是危险的犯罪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危险是由该方法本身及犯罪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受到撞击的车辆在城市道路上失去控制进而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死伤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具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辩护人只是片面地强调直接侵害对象的特定性，而忽视了被告人主观上对上述可能发生的危险所采取的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因此，对以上辩护人提出的关于本案定性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事实认定，公诉机关针对每一起指控的事实提供的被害人陈述及辨认笔录，简易程序处理交通事故认定书及文检鉴定书，还有签署事故认定书的被告人指认同案犯参与该起犯罪的供述等证据，联结在一起以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由此可以得出指控的事实存在的结论。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顾荣玉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2.被告人英大庆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3.被告人李跃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其他被告人略）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李跃等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均申请撤回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李跃等人在法院审理期间申请撤回上诉的要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裁定准许撤回上诉。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对采用驾车故意撞击他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俗称“碰瓷”）的手段勒索钱财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三、裁判理由
近年来，北京地区发生了多起在城市主干路及高速路驾驶机动车“碰瓷”勒索钱财的案件，从以往各地对类似案件的处理看，基本上是以敲诈勒索罪、诈骗罪或保险诈骗罪对行为人定罪处罚的，而北京法院首开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此类犯罪进行定罪处罚的先河。应当说，北京法院的裁判结论符合法律的规定，有力地遏制了北京地区驾车“碰瓷”案件的高发态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如此处理也引发了对于此类行为能否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争议。本案系北京法院判决的此类案件中较为典型的一起，结合案情对此问题进行解析很有必要。
关于本案的定性，在审理中曾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跃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另一种意见认为，李跃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使用除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本案中，李跃等被告人驾车在城市主干道及部分高速公路上故意撞击他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并采用要挟甚至威胁的方法，向被害人索要钱财，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特征；同时，李跃等被告人驾车故意撞击他人车辆，制造交通事故的手段行为，也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从客观方面看，被告人在城市主干道及部分高速公路上驾车“碰瓷”足以危害到公共安全。所谓公共安全，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这里的“不特定”，是相对其他犯罪的后果是“特定”而言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和侵犯财产的犯罪也会造成多人、多物的损害，但其是以某个、某几个特定的人或者某种特定的财产为侵犯对象的，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的范围有一定局限性，并且多是可以预料、可以控制的。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侵害的对象往往具有不特定性或虽然对象特定但是危害后果具有不特定性。其危害后果或者可能造成的危险不是限定于特定的个人或财产，而是不特定人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而且绝大多数犯罪往往在行为前无法确定其侵害的对象的范围，也无法预料和控制可能造成的后果及程度，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常常超出了行为人的预料和控制。据此，行为是否具有危及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现实可能性，应是判定其能否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不特定性”并不否认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有特定的对象，但其行为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则是行为人事先难以预料、难以控制的。因此，就这类犯罪的本质特征而言，不管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时主观上有无特定的侵犯对象，但只要其行为具有危害或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不特定性，即使行为人实施的犯罪对象是明确的，也应当认定此行为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本案中，虽然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针对的是特定的对象，即每起犯罪均是被告人在众多潜在的被害人中通过精心选择而确定的勒索对象，最终也没有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但是分析其发生的具体环境和采用的手段，不难得出这种行为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属性。因为，在城市主干路及高速路上，车流量大且行车速度快，由于行为人所采取的突然变速冲撞正在正常行使的被害车辆的方法，很可能造成快速行驶的被害车辆因突然受到撞击或紧急避让而失去控制，进而造成不特定人的死伤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换言之，此类行为已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应认定其已经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当然，发生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碰瓷”案件情况多样，不能一概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对于利用道路混乱、机动车停车起步阶段以及违规行驶等，用身体故意或假装与机动车发生碰撞而声称受伤，要求对方“赔偿”，以及在居民区、行人稀少的街道等场所，车流量少，行车速度慢，驾驶机动车制造“碰瓷”事故的，其发生危及不特定或多数人安全的结果之可能性很小，不具有危及公共安全的现实危险，故一般不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应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以敲诈勒索罪、诈骗罪或者保险诈骗罪等来定罪处罚。
其次，从主观方面看，被告人在驾驶机动车“碰瓷”案件中，故意撞击他人车辆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制造交通事故，从而勒索钱财，而对其行为可能产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则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属于间接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不论行为的目的、动机如何，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出于故意，并付诸实际行动，且由于其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危害或者使公共安全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就可以认定行为人构成本罪。至于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是否超出行为人的预料和控制，即被告人对其行为造成的后果的具体认识，一般不影响其犯罪成立与否，实际上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要件也未有类似要求。所以，那种以驾驶机动车“碰瓷”时，未能预见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或者说危害结果是超出其预料和控制的范围，因而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此外，特定犯罪目的、动机的存在，可能会使罪名的认定出现竞合情况。对于“碰瓷”类犯罪而言，一般以非法获取他人钱财或者骗取保险偿付金为目的，故同时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对此一般应从一重罪处罚。
最后，此种作案手段属于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其他危险方法”。从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看，“其他危险方法”是与“放火、决水、爆炸”等并列的行为方式，同属一个法条，适用同档法定刑。因此，基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其应参照放火、爆炸等罪的可罚性来理解，即在危险性上应当与放火、爆炸等行为具有可罚的相当性。既然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已明确规定了第一百一十四条发展后的结果是“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那么，作为可以直接转化为犯罪结果的具体危险犯，第一百一十四条的“其他危险方法”，在性质上就必须能够导致不特定多数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即实质上具有致不特定或者多数人重伤、死亡的现实可能性。具体而言，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的所谓其他危险方法，一是指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方法；二是指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方法。使用这些危险方法，同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一样，一经实施就可能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本案中，由于城市主干路和高速路是国家及地区的重要交通干道，具有车流量大、行车速度快以及行人众多等特点，一旦在某路段出现突发性事件，极有可能在瞬间造成重大交通事故。特别是此类行为是采取突然变速冲撞正在正常行使的其他车辆的方法，从一般人的常识判断，很有可能使被害车辆因受到撞击或紧急避让而失去控制，从而酿成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可见，这种作案手段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因此，将其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符合该罪的本质和立法精神的。
综上所述，被告人李跃等在实施敲诈勒索的目的犯罪行为过程中，其驾车冲撞其他车辆制造交通事故的手段行为又触犯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最高法典型案例 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2011年）
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刘襄，男，196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
被告人奚中杰，男，1983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
被告人肖兵，男，1968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
被告人陈玉伟，化名刘建业，男，1974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
被告人刘鸿林，女，1976年1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
2007年初，被告人刘襄与被告人奚中杰在明知盐酸克仑特罗（俗称“瘦肉精”）是国家法律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且使用盐酸克仑特罗饲养的生猪流入市场会对消费者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况下，为牟取暴利，二人商议：双方各投资五万元，刘襄负责技术开发和生产，奚中杰负责销售，利润均分。同年8、9月份，刘襄在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研制出盐酸克仑特罗后，与奚中杰带样品找到被告人陈玉伟、肖兵对样品进行试验、推销。肖兵和陈玉伟明知使用盐酸克仑特罗饲养的生猪流入市场后会对消费者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造成危害，仍将刘襄生产的盐酸克仑特罗出售给收猪经纪人试用，得知效果良好后，将信息反馈刘襄、奚中杰。此后，刘襄等人开始大量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截至2011年3月，刘襄共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2700余公斤，销售金额640余万元。奚中杰与刘襄共同销售，以及从迟名华（另案处理）等人处购买后单独销售盐酸克仑特罗共1400余公斤，销售金额440余万元。肖兵从刘襄处购买盐酸克仑特罗1300余公斤并予以销售，销售金额300余万元。陈玉伟从刘襄处购买盐酸克仑特罗600余公斤，按照一定比例勾兑淀粉后销售，销售金额200余万元。被告人刘鸿林明知盐酸克仑特罗的危害，仍协助刘襄从事购买原料和盐酸克仑特罗的生产、销售等活动。五名被告人生产、销售的盐酸克仑特罗被分布在八个不同省市的生猪养殖户用于饲养生猪，致使大量含有盐酸克仑特罗的猪肉流入市场，给广大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并使公私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二）裁判结果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为，被告人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明知使用盐酸克仑特罗饲养生猪对人体的危害，被国家明令禁止，刘襄、奚中杰仍大量非法生产用于饲养生猪的盐酸克仑特罗并销售，肖兵、陈玉伟积极参与试验，并将盐酸克仑特罗大量销售给生猪养殖户，刘鸿林协助刘襄购买部分原料、帮助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致使使用盐酸克仑特罗饲养的生猪大量流入市场，严重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致使公私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社会危害极大，影响极其恶劣，五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系共同犯罪。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均系主犯，刘鸿林系从犯，且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应当减轻处罚，依法判处被告人刘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奚中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肖兵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被告人陈玉伟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被告人刘鸿林有期徒刑九年。
最高法典型案例 傅程君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五起涉毒犯罪典型案例（2011年）
傅程君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傅程君，男，汉族，1986年12月26日出生，保险公司业务员。
2010年5月26日20时30分许，被告人傅程君驾驶一辆红色奔腾轿车从住处外出接朋友。途中，傅程君停车并在车内吸食随车携带的毒品氯胺酮，后继续驾车前行。当车行至一超市附近时，傅程君出现轻微头晕、亢奋等反应，但仍继续驾车前行。20时50分许，傅程君停车后（未熄火），出现严重意识模糊、严重头晕等反应，并产生幻觉。随后，傅程君踩油门驾车前行，连续与两辆三轮车发生轻微碰撞。稍作停顿后，傅程君又踩油门驾车前行，与一辆行驶的三轮车迎面相撞，将三轮车主及多名行人撞倒在地，并将三轮车压于轿车左下方。停顿约5分钟后，傅程君又猛踩油门驾车顶着三轮车前行，在撞翻路边多家摊位，撞倒多名摊主和行人后，因车轮被台阶卡住而被迫停下。傅程君的驾车冲撞行为共造成20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4人轻伤、15人轻度伤，并造成共计1.6万余元的财产损失。傅程君被抓获后，公安人员从其所驾轿车内查获氯胺酮2.33克。
案发后，被告人傅程君认罪、悔罪，其家属与25名被害人达成调解协议。
（二）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被告人傅程君吸食毒品产生幻觉后，驾驶机动车在人群密集路段肇事，后又继续驾车冲撞，致多人受伤，并造成他人财产受损，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依法惩处。鉴于傅程君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取得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依法得到赔偿，对傅程君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傅程君有期徒刑五年
《刑事审判参考》第319号案例 祝久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摘要】
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与指控事实一致的，能否直接将指控的轻罪名变更为重罪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项又进一步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解释》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本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依法作出裁判。”根据这个规定，法院在事实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当建议检察机关补充或者变更起诉，如果检察机关不同意，法院只能就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事实作出判决，不能对没有控诉的事实径行作出判决。
祝久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祝久平，男，1965年2月21日出生，汉族，江苏省扬州市人，初中文化，临时工。2001年8月22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逮捕。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祝久平犯寻衅滋事罪向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祝久平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1年8月12日上午，被告人祝久平在扬州市广陵区湾头镇搭乘12路无人售票公交车，因未及时购票而遭到司机的指责，祝久平遂生不满，便辱骂司机，并上前扇打司机的耳光。司机停车后予以还击，双方厮打，后被乘客劝止。司机重新启动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祝久平再生事端，勒令司机立即停车，并殴打正在驾驶的司机，并与司机争夺公交车的变速杆，致使行驶中的公交车失控，猛然撞到路边的通讯电线杆后停下。结果通讯电线杆被撞断，车上部分乘客因此受伤、公交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近万元。案发后，祝久平主动交纳赔偿款人民币1万元。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祝久平在行驶的公交车上，无理纠缠并殴打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并与司机争夺公交车的变速杆，导致行驶中的公交车失控，虽然只发生撞断路边通讯电线杆、公交车受损、部分乘客受伤、全部直接经济损失近万元的后果，但已足以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及其他重大财产的公共安全，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祝久平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支持，但指控的罪名不当，应予纠正。案发后，祝久平能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祝久平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一审宣判后，祝久平不服，以原判定性不当为由提出上诉。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正确，量刑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在认定事实与指控事实一致的情况下，法院能否直接将指控的轻罪名变更为重罪名？
三、裁判理由
本案中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完全一致。但依据同一事实，公诉机关认为依法当构成寻衅滋事罪，而法院却认为应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此引发了关于法院能否直接将指控的轻罪名（寻衅滋事罪）变更为重罪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程序性问题的争议。
（一）如何正确区分寻衅滋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实体法角度来看，我们同意本案应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非寻衅滋事罪。两罪的区别主要在于：（1）侵犯的客体不同。前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侧重于对公共安全的维护。寻衅滋事罪从其客观行为表现来看也会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公私财产权利，但侵犯的主要客体则是公共秩序，侧重于对公共秩序的维护。（2）客观方面不同。前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所谓“其他危险方法”是指使用了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或危害性相当的危险方法。这类危险方法多种多样，难以一一列举，概言之，只要所使用的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即可认为是刑法所要求的危险方法。寻衅滋事罪的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实施了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将寻衅滋事行为具体归纳为四种表现形式，即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3）主观方面不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所实施的危险方法或行为可能足以危及公共安全，仍希望或放任该危险状态的发生。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漠视社会秩序、无事生非的鲜明特点。（4）此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系危险犯，即行为人所实施的危险方法或行为足以导致对公共安全产生现实的危险，即便未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等严重后果的，也构成该罪的既遂。而寻衅滋事行为只有达到情节恶劣或严重的程度，方可成立犯罪。
祝久平殴打正在驾驶的公交车司机，并与司机争抢公交车变速杆的操控权，这一行为，从客观方面看妨害了司机正常驾驶车辆，足以导致公交车不能正常行使，方向和车速失控，随时发生乘客、路上行人、车辆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现实危险，也就是说该行为属于刑法所要求的足以危及公共安全的其他危险行为（方法）；
从主观方面看，祝久平应当明知且完全有能力明知其正在实施的毹险行为会导致上述危险状态的发生，但为达到与司机争强斗胜的目的却放任这一危险状态的发生。申言之，祝久平的行为与随意殴打他人或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寻衅滋事行为截然不同，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本案的实体处理是正确的。
（二）法院认定事实与指控事实一致的，可以变更指控罪名
那么，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本案应当如何处理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一审判决有三种，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本案审理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应认定被告人有罪，因此，本案必须作出有罪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项又进一步规定：“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换言之，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已明确要求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作出有罪判决，排除了由于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对同一事实的法律评价的不同而导致无罪判决的可能性。但法院是按照起诉指控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还是按照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抑或法院须经一定的程序才能变更罪名呢？对此，无论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还是《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项均未能明确，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相当的困惑，各地法院出现了不尽一致的做法。因此，我们应当对此进一步深入探讨。
在实行诉因制度的国家，起诉事实是经过法律规范整理过的事实，与法律不可能截然分开。但我国不实行诉因制度，事实与法律是可以明确分开的。因此，司法实践中导致人民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原因，要么是事实，要么就是法律。因案件事实超出起诉事实或者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罪名变更时，由于原起诉的效力已难以涵盖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和控审分离的原则，均须经人民检察院变更、补充起诉程序，并对新的起诉事实调查、辩论后，才能变更罪名。《解释》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或者变更起诉；人民检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应当就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依照本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的有关规定依法作出裁判。”根据这个规定，法院在事实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应当建议检察机关补充或者变更起诉，如果检察机关不同意，法院只能就检察机关起诉指控的事实作出判决，不能对没有控诉的事实径行作出判决。
因法律原因导致罪名变更时，由于案件的基础事实没有发生变化，对于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属于法院的职权，法院可以依职权径行变更罪名而不受公诉意见的约束。法院不能逾越起诉的范围而对未经起诉的人或者事实进行审判，但在事实同一的条件下，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允许法院自由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在德国和法国，法院都可以作出不同于起诉书的对案件事实的法律评价。即便是实行混合制诉讼模式的意大利和日本也有类似的规定。《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五百二十一条规定：“法官在判决时可以对事实作出不同于指控中定性的法律认定，只要所认定的犯罪未超出其管辖权。”《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也规定：“法院鉴于审理过程中认为适当时，可以命令对诉讼原因或处罚条文予以追加或变更。”也就是说，法院审判，应以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被告人为范围，但法院在不妨碍事实同一的前提下，可以自由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定罪量刑，法院可以根据其认定的案件事实，变更指控所援引的罪名。例如检察机关起诉被告人犯有抢劫罪，法院可以判处抢夺罪。这里所谓“事实同一”，只要求基本事实相同，并不要求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与起诉所指控的事实完全一致。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含有对不告不理原则加以认同的精神，但法律没有对法院在审判活动中能否适用与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同的罪名来定罪作出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的缺陷。
（三）法院增加罪名或者由轻罪名变为重罪名的，须经一定的程序予以变更
在承认法院有权自主适用法律的同时，必须强调，被告人辩护权不能予以忽视。法院在适用与检察机关指控不同的罪名时，应当给予被告人以辩护机会。也就是说，在法院认定事实与检察机关指控事实一致的情况下，法院变更指控罪名时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是对辩护权的影响。如果直接变更罪名将对被告人的防御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应当给予辩护方提出异议的机会和必要的准备时间，特别要注意保障辩护方的辩论权。辩论权是被告人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控辩双方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我们可以援引一些国家的做法作为参照：在德国“如果先前未曾特别对被告人告知法律规定已经改变，并且给予他辩护的机会的，对被告人不允许根据不同于法院准予的起诉所依据的刑法做判决。”“前款规定同样适用于在审理过程中才表明存在着刑法特别规定的可以提高可罚性或者科处矫正及保安处分的情节的情况。”“新表明的情节准许对被告人适用比法院准许的起诉所依据的刑法更重的刑罚或者是属于第二款所称情节的时候，如果被告人声称未能足够地进行辩护准备而对这些情节引起争辩的，依他的申请应当对审判延期。”在日本，当对诉讼原因或处罚条款进行追加或者变更时，应当迅速通知被告人；当认为这种追加或变更“有可能对被告人的防御产生实质性的不利益时，依被告人或者辩护人的请求，为了使被告人充分做防御准备，应以裁定在必要的期间内停止公审程序。”
司法实践中，在法院认定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事实一致的情况下，由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出现指控的罪名与法院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情形是较为常见的。概括起来，大体可包括以下四类基本情形：（1）指控的是重罪名，法院审理认定为轻罪名；（2）指控的是轻罪名，法院审理认定为重罪名；（3）指控的是数罪名（二罪名以上），法院审理只认定为构成其中的一罪名；（4）指控的是一罪名，法院审理认定为构成包括指控罪名在内的数罪名（二罪名以上）。对上述情形的处理，有的观点认为，无论属于何种情形，法院均可直接变更或增减指控罪名（从广义上说增减指控罪名亦属变更指控罪名）。我们认为，对上述情形不加区别，一律予以直接变更并不妥当，而应区分不同情形分别加以处理。
对上述第（2）种和第（4）种情形（即法院增加罪名或者法院由轻罪名变为重罪名的情形）而言，由于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结果是不利于被告人的，且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即被告人当庭辩论和辩护的内容仅是围绕指控的罪名展开，因不知悉法院最后所要变更的罪名而无法进行当庭辩论和辩护，我们认为，在这种法院增加罪名或者法院由轻罪名变为重罪名的情形下，虽然不必经过检察机关的补充、变更起诉程序，但不能直接变更罪名，仍须经过一定的告知和异议程序。法院应将其适用新罪的意向告知控辩双方，听取双方的意见，控辩双方还可就此展开辩论，法院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
对上述第（1）种和第（3）种情形（即法院减少罪名或者法院由重罪名变为轻罪名的情形）而言，由于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结果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在对被告人的辩护权并无实质性影响的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变更罪名，即按照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比如，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贪污罪或挪用公款罪，被告方已作轻罪辩护，法院认为被告人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仅能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又如，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收受他人的贿赂之后对他人不征、少征税款，构成受贿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两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被告方作一罪（受贿罪）辩护，法院认为只需按受贿罪一罪定罪处罚。在这种对被告人的辩护权无实质性影响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不经任何程序而直接变更指控罪名。但在第（1）种情形即法院由重罪名变为轻罪名的情形中，即便法院变更指控罪名的结果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如果法院变更罪名将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法院仍需经一定的告知和异议程序才能变更。比如，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贪污罪或挪用公款罪，被告方作无罪辩护，法院认定构成职务侵占罪或挪用资金罪；又如，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抢劫罪，被告人作无罪辩护，法院认定构成抢夺罪。总之，法院应当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对法院所判处犯罪的辩护权。
最高法典型案例 张沛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毒品犯罪及涉毒次生犯罪十大典型案例（2017年6月20日）
张沛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吸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并连续冲撞，系累犯，投案自首，依法惩处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张沛生，男，汉族，1979年8月31日出生，农民。2014年9月30日因犯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5年9月18日刑满释放。
2016年2月2日12时许，被告人张沛生吸毒后驾车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亚运大道超速行驶。其闯红灯直行时，与一辆马自达轿车发生碰撞。张沛生驾车逃离现场，途中又接连与4辆汽车及1辆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乘坐三轮摩托车的吴某某、罗某某等6人受伤，多车损坏，其中吴某某、罗某某均受重伤。事发后张沛生留在现场，后被到场的公安人员抓获。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沛生承担连续发生的多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经鉴定，张沛生血样中检出甲基苯丙胺、苯丙胺成分。
（二）裁判结果
本案由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沛生吸毒后驾车违章行驶，肇事后逃离途中又与多车相撞，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张沛生的行为致2人重伤、多车损坏，犯罪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张沛生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犯罪，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张沛生作案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依法对被告人张沛生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上述裁判已于2017年4月14日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毒品多具有兴奋、致幻作用，吸食后会产生感知错位、注意力无法集中、幻视幻听等症状。因此，吸毒后驾驶机动车极易因上述症状而肇事肇祸，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本案就是一起吸毒后驾驶机动车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张沛生吸食毒品后驾车在市区超速行驶并闯红灯，说明吸毒已导致其驾驶能力异常。在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后，张沛生驾车逃离现场，途中又连续撞击多辆汽车和三轮摩托车，造成2人重伤、多车损坏的严重后果。人民法院根据张沛生犯罪的事实、性质及其投案自首、又系累犯等具体情节，依法判处刑罚，较好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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