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程序从宽”的理论反思若将程序的适用和变更视作可供交换的条件，极易诱使被追诉人主观上出现变相自我归罪、屈从型认罪认罚等现象。认罪认罚“从宽”内容的体系化构建应当坚持确定性、合目的性和可协商性原则，仍应坚守“正当程序”诉讼模式，如此才有可能破解因过分追求效率价值而产生错案的现实困境。

签了认罪认罚，后面流程是什么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后，根据量刑建议，后续的程序会有所不同：如果检察机关给出的量刑建议是不起诉，那案件在检察环节就终结了，不会再起诉到法院；如果检察机关给出判处刑罚的量刑建议，包括实刑和缓刑，案件就会移送到法院进一步处理。

认罪认罚案件签订“具结书”后出现新的事实如何处理如果出现了新的、足以影响到原有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准确性的事实，为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严肃性，节省司法资源和程序成本，可由法院在原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基础上，充分征求控辩双方意见依法裁判，不必再次签订书面认罪认罚具结书。

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认罪认罚予以从宽处罚山西省沁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某明知是毒品向多人多次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被告人马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且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公诉机关量刑建议有期徒刑四年，量刑适当，予以采纳。遂以被告人马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被告人马某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中三个问题的厘清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司法机关的大力推动下，适用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随着大部分案件作认罪认罚从宽处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争议，较为典型的有强迫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辩护人分道辩护以及检察机关以抗诉制约被告人上诉等问题。

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律师能否作无罪或量刑辩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个比较突出而又令司法实务部门困惑的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律师能否再作无罪或者量刑辩护的问题。检察院、法院对此大多持反对态度，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以效率为导向，如果允许律师再作无罪或者量刑辩护，诉讼效率价值便无从体现。

实践中存在“强迫认罪认罚”等问题的厘清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司法机关的大力推动下，适用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随着大部分案件作认罪认罚从宽处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争议，较为典型的有强迫认罪认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辩护人分道辩护以及检察机关以抗诉制约被告人上诉等问题。这些争议问题的存在无疑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际效果，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以便于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认罪认罚案件被追诉人合作理论研究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适用，作为刑事诉讼主体的被追诉人之主体性内涵发生显著变化。受到合作性司法理念的影响，被追诉人因认罪认罚而成了“合作者”。遵循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法理，被追诉人在放弃部分诉讼权利的同时，既会获得新的诉讼权利，又会承担与之相应的诉讼义务。这表明，彰显被追诉人之主体性的合作理论包括三个维度：其一，被追诉人合作行为具有四种面向，即被追诉人分别面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被害人进行合作。

遇到刑事案件，到底该不该认罪认罚？第一，律师在后续进行罪轻辩护和无罪辩护会更加困难。一旦签署认罪认罚，法院一般会直接采纳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此时，除非出现更加关键性、决定性的有利证据，才有可能让法院做出更轻的判决。第二，提起上诉可能会遭到检察院抗诉，面临加刑重判的后果。如果你签过认罪认罚后，对一审判决不服，再提起上诉，检察院不仅会撤回认罪认罚的从宽情节，还很可能会提起抗诉。

案件证据不足，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如何处理对于认罪认罚案件，需要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只有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时，方可根据其认罪认罚等情节，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否则，应根据案件情况作出其他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