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案件量刑计算中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分别按照新旧法的规定确定法定刑幅度，然后进行比较，先比较主刑，选该幅度中法定最高刑低的法；如果最高刑相同的，选法定最低刑低的法；如果主刑幅度相同的，比较附加刑，选附加刑轻或有限制的法；如果主刑和附加刑都相同的，比较罪状表述，选缩小范围或有利于被告人的法。

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必须掌握的六个量刑问题量刑时要以具体罪名的核心要素为主，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充分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和作用上的区别，以及在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准确地认定各被告人的罪责轻重并裁量适用刑罚，不仅要认真区分主从犯，而且在主犯及从犯内部还要进一步区分罪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疑难问题研究应当以认罪认罚在刑事程序中的证据价值为基础,坚持无罪推定、权利保障、职权规制等原则,研究解决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相关疑难问题,包括权利保障问题,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涉及的职权部门之间的制约问题,刑事证明要求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问题等,以求有助于推动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预防、避免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职权性逻辑和协商性逻辑尽管可以把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界定为刑事合意制度，但该制度在适用中呈现出两种逻辑的割裂，即职权性逻辑和协商性逻辑的割裂。其中，职权性逻辑把认罪认罚从宽作为检察机关主导的职权性诉讼活动看待，而协商性逻辑则是把认罪认罚从宽作为平等主体间协商解决纠纷的刑事合意活动或刑事协商活动看待。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内涵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三个关键词中，“认罪”“认罚”是前提，“从宽”处理是结果，其中“认罪”又是“认罚”的基础。因此，准确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认罪”的含义，对于正确实施这一制度至关重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很多基层法官和检察官之所以认为法庭审理是流于形式，甚至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就在于这种庭审仍然将控辩双方均不持异议的定罪和量刑问题作为审查的对象，而没有确立一种新的审查对象。有鉴于此，未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引入一种新的审理对象，那就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由此，未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要继续保持开庭审理的方式，而且要将法庭审理的重心放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问题上面。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认罪认罚制度是建立在侦控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上的一种制度延伸，它适用于任何案件性质、诉讼程序类型，广泛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它不是脱离于刑事实体法、程序法规范而独立存在的一项诉讼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实体法问题刑法规则中的定罪规则与量刑规则存在一定差异。定罪规则，尤其是入罪判断所依据的规则，只能是刑法及相关法律解释、司法解释。入罪判断必须依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而量刑规则，特别是实体从宽或者从宽处罚应当依据的规则，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以及具有事实约束力的量刑指导纲要和地方实施细则。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骑墙式辩护”“骑墙式辩护”是伴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而日益显现的一种辩护现象，其典型特征是辩护冲突和利益均沾。除了被追诉人与辩护人的认识分歧外，其更多是在当下无罪判决率极低和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自愿性难以保障情况下的一种辩护策略。这种辩护冲突有三种形态：一是同一辩护人的前后冲突，即在定罪程序中作无罪辩护的辩护人，在后来的量刑程序中又作量刑辩护；二是同一辩护阵营内部的冲突，该形态又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在由两位辩护人参与辩护的案件中，其中一位配合被追诉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另一位则作无罪或者量刑辩护。第二，被追诉人认罪认罚，辩护人作无罪、量刑辩护或者相反；

《同录规定》共16条，明确了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听取意见同步录音录像的目标任务、适用范围、录制内容、参与主体以及录音录像文件保管、使用规则等。《同录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对于检察官围绕量刑建议、程序适用等事项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意见、签署具结书活动，应当同步录音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