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适用应把握好三个重点就“故意传播”行为而言。准确的理解该行为应该把握两个核心要素，其一是行为人在客观上存在传播的行为，这种传播行为不仅包括真实世界的传播，而且也包括网络上的传播行为。例如通过QQ群，微信等传播的行为。其二是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基于故意。即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该信息属于虚假的信息而进行进一步向不特定人群扩散的，此时就能肯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

“套路贷”的刑民界分认定应以犯罪概念为基本标准“套路贷”作为披着“民间借贷”外衣的新型违法犯罪现象，天然地具有刑民边界模糊的特点，其看似合法的民事外观与刻意准备的民事证据，极具迷惑性、伪装性，给案件的办理与追诉打击带来很大困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发布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套路贷”犯罪与民间借贷、非法讨债的根本区别，但从当下司法实践中的办理困境来看，“套路贷”的刑民界分认定，仍存在理解和适用上的争议，甚至具有要么“民事泛化”要么“刑事泛化”的极端倾向，致使“套路贷”沦为债务人逃避债务（“老赖”欠债不还）的避风港，有碍人民群众从这些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关于利用计算机实施犯罪的定罪处罚问题初探计算机已经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犯罪在刑事案件中的比重也呈持续增高态势。在利用计算机实施有关犯罪时，行为人通常会对被害人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侵入、控制乃至破坏等违法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理解与适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就至关重要。本文认为，对于利用计算机实施的犯罪行为，应当区分行为人利用计算机的具体方式，并结合个案的实际情况，区分不同情形适用相应罪名。

没收犯罪工具的刑法意义犯罪工具的处理以公安机关扣押的为准，公安机关扣押不能的，不必对此进行理涉。“三无”采砂船在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时即已灭失，公安机关无法对此进行补充扣押，故无需对不存在的犯罪工具进行处理。

刑法为什么要区分法条竞合和想象竞合呢所以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具体应该定哪个罪，这时就会产生争议。比如张三通过放火的方式烧毁一辆正在行驶的公交车，张三既构成放火罪，又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如果你认为是法条竞合，就可以直接定破坏交通工具罪，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罪名。

虚假诉讼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为故意；所侵害的客体是第三者的合法权益；客观方面则指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合谋编制虚假事实和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利用法院的审判权、执行权，非法侵占或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财产或权益的诉讼行为。

非法占有目的形成的时间对犯罪金额认定是否有影响关于犯罪成本，有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广义说认为：犯罪成本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在犯罪问题上的所有损失、浪费、开支、花销的总和。而狭义说则认为：犯罪成本仅仅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而付出的物质成本，即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的全部支出，也可称作个人成本。在司法实践中，我们说的犯罪成本通常指的是狭义的犯罪成本。

判断借款还是索贿，我们要根据具体案情审查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真实合意，而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款项的去向；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是否有归还的能力；未归还的原因；等等。

公安查办卖淫嫖娼人员的口供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关于行政证据的使用有一个争议，就是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过程中收集证据材料的使用问题。公安机关具有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双重职能，对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言词证据，在刑事立案之后是否需要重新收集，实践之中不无争议。

“帮信罪”已成我国第三大罪名，呈现低龄化、大量学生涉案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