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林义相
天相投顾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国际注册投资分析师协会执行理事
亚洲证券分析师联合会执行理事
评议人：杨 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 刘俊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主 办：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
时 间：2008年10月16日晚6：30
地 点：明德法学楼708教室
刘俊海：尊敬的林会长，敬爱的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欢迎大家光临中国人民大学商法前沿论坛系列之三十三。今天论坛的题目是“中国股票市场的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中国证券业协会的副会长，天相投资董事长兼总经理，多所著名高校的教授，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你们要进入证券业，这是你们直接的顶头上司，他是国际注册投资分析师协会执行理事，也是亚洲证券协会分析师联合会执行理事。林义相博士给我们做精彩的演讲。演讲之前我再把林博士的光辉著作给大家简要地说一下。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时，林总就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证券投资，资产管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其中有这么几部代表作，一部是《金融资产管理》，先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然后是台湾武南出版社（音）出版，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二部是《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是香港的三联书店和台湾的源流出版社出版，第三部是当代法国的经济理论，因为林老师在法国留过学，在香港三联出版和台湾源流出版社出版，还有他参与主编和参与写作的十多本学术专著，时间关系我就不再详述。本来王利明院长要来致欢迎词，但他今天出差外地，所以委托我对林老师的到来表示感谢。下面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林总，林老师！（掌声）
我和林总是在1999年制定《证券投资基金法》时认识的，林总既是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同时对证券市场也有非常准确的把握，对证券法的条文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和意见。到现在，他既研究证券市场方面的重大研究课题，写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投资资讯报告，也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他也很关注，我们证券市场法制的建设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林总也在和我探讨一个业界非常关注的一个案例。下面我们再次欢迎林总。
林义相：今天很累，但很高兴。很高兴是有这个机会，叫我这里来谈谈中国股票市场。我自己的感觉，今天的演讲有应该有它的特点。前段时间我在机构里面讲过类似的题目，那些机构都是一些国有大的集团，国有大的金融机构，多多少少有点顾虑，在人民大学这里可以胆子大一点，放得开一点讲。
我想谈中国股票市场的深层次的问题，重点放在上市公司。在整个股票市场运行大的框架之下探讨中国股票市场的特点，同时会引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些思考。关于中国股票市场，我想谈下面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中国股票市场是政策市。
第二，中国股票市场的基本决定机制。
第三，中国股票市场的需求。
第四，中国股票市场的供给。
第五，中国股票市场的矛盾及其解决。
第六，中国股票市场的危机推动中国的体制改革。
第七，接下来我会把重点放在上市公司的治理。
第八，上市公司的“漏出”行为。
从供求决定价格这一点来看，中国股票市场并不例外。相比欧美及其它国家的股票市场，甚至相对于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商品市场，价格由供求双方决定的。这一点股票市场和别的市场都是一样的，中国的股票市场和别的股票市场也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不要认为中国股票市场不是由供求决定的。后面我会介绍，中国股票市场有很大的特点，它的特点不在于股票价格是不是由供求决定，而是中国股票市场的供给有它的特点，中国股票市场的需求有它的特点。
我们要深入地讨论供给与需求这两方面的特点，来阐述中国股票市场整个市场的特点。供求决定股票价格，那么有什么东西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我想重点展开讨论之前，先做一个大的判断，中国股票市场的供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中国政府的政策决定的。实际上就是大家所说的，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政策市”。
如果说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政策市，那我们怎么能够来论证中国股票市场是政策市？
1、从逻辑上证明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政策市。逻辑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中国政府的政策主导和控制下进行的。股票市场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部分，作为组成的一个环节，和整个改革开放一样，都是受中国政府的政策主导，政策的控制。这样中国股票市场是一个政策市，政策导致了股票市场的产生，政策主导了股票市场的发展。例如，下面几个方面都和中国的政策是有关系的。
中国股票市场上的发行，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股票发行和上市，毫无疑问是由中国的政策决定的。一方面，中国的政策通过法律的形式得到规范，发行是由中国的法律和法制规范的，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大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依法的。另一方面，在很多具体情景下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法律来做，或者说在法律中体现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如果有企业的股票发行和上市），甚至干脆就是依据一些政策而不是法律（如个别上市公司的特殊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个有政策性的市场。
从股票市场需求，也就是从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来看，我们知道其实中国政府的政策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到底有多少钱可以用来买股票。你们在座比较年轻，可能不知道中国股票市场的最初期，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是明令禁止国有企业资金进入股市的。到90年代后期国有一部分资金进去了。94年证监会出台三大救市政策，说是证券公司融资，一些国有资金通过各种方式进入股市了。在1997年的时候，秋后算帐，一些老总的乌纱帽给拿掉了。到现在也是这样，中国股市的资金来源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大家知道，股市好一点就查违规资金，一查违规资金股市就下来了。
另外，从中国股票市场的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国股票市场的重大波动或者重大转折点后面都有重大的政策作为背景。最早是92年，92年股市从100多点涨到了1500多点。那时候是因为邓小平的南巡讲话。93年开始，股市从1500多点跌到了94年325点或者330点。那是93年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政策（之后出现），94年8月1号一天股票就涨了30%多，而后股市涨到了1500多点。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三大救市政策，一是暂停新股发行，影响到股市的供给；二是给券商融资，涉及到股市的资金来源；三是要搞投资基金。
那三大救市政策今天可以给大家讲一讲，暂停新股发行实际上只有深交所的夏斌（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执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好像就两三个月）。当时他是深交所的总经理，证监会说暂停发行，他就给停了。上海交易所根本不理证监会的那一套，继续照发不无。最后深交所也扛不住了，夏斌也就跟着发新股了。关于第二条，当时券商融资没有落实。后来96年券商借助这个说法，从各个银行弄了点资金入市。形成的事实是，实际上券商有融资，但除了证监会的模糊的券商融资政策外，没有政府其他部门的政策支持。因此，到了1997年的时候，人民银行开始秋后算帐，一些银行的行长和证券公司老总的乌纱帽给拿掉了。关于投资基金，一直到1998年才出现，那是五年以后的事情。通过三大政策这个故事我想说明，有些政策出来，只是说说而已，根本没有落实。但股市会有反映，它对市场预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市场信心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当时我在证监会，关于券商融资政策是我负责起草的。证监会在礼拜一交给了朱副总理办公室，礼拜三或者礼拜四朱总理批完了，礼拜四晚上回到证监会。礼拜五中午的时候，当时证监会刘鸿儒主席把我们叫过去，非常高兴，说朱老板批了。但那个礼拜五，好像是7月29日的下午股市没有动静。至少可以说，那时候没有内幕交易。现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重大政策出台前，往往会有人先知先觉，提前一天两天股市就涨起来了。
股市到1996年年底，上涨的比较厉害。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社论，请特约评论员写的文章，我印象当中题目好像是“正确认识股票市场”，那个社论一发，股市连着三个跌停板。但是，12月18日以后股市又开始往上涨。1997年上半年，股票市场继续上涨，人民银行查违规资金入市。最著名的可能是，当时把申银万国的总经理阚治东、广发证券的总经理马庆泉和深发展银行的行长被查掉了。
1996年底和1997年上半年查完之后，股市一直往下走。一直到1999年，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放松了一些国有的资金入市，这就是著名的“5·19”行情。“5.19”行情上涨到2001年。2001年上证指数最高点是2245点，之后国有股减持办法，是财政部出的，然后股市有大的调整。一直走到05年6月份，到达998点。后来又开始涨，那是因为股权分置改革。大家知道，股权分置改革使股市上涨了两年，一直上涨到07年10月份，上涨到6124点。07年开始宏观调控，从紧的货币政策，股市下跌到1800点。2008年9月18日出台三大政策，一个是汇金增持工行、建行、中行的股份，二是鼓励央企增持股份，还有印花税单边征收。但9.18三大政策出台之后，好像对市场没有什么影响。
我当时以为9.18这个政策这次很高调出来，会像94年三大政策和“5·19”政策那样，会起到同样的力度。股票市场第二天全线涨停，股市上涨到2015点，相当多的老百姓进去了，结果都被套住了。汇金增持股份是200万股，他要不说的话，大家还不知道，那几天封在涨停板上几亿的买单以为是他买的，结果公布是200万股，是600多万元。三个银行加在一起是2000万。大户一天的交易量就能够到2000万。汇金这么大的机构，新闻联播里也播了，搞得很像回事。以前我认为股民被套住了，是投资、投机的失败，“9·18”政策出台以后，第一天进去，第二天被套进去，我认为这是政策有很大的责任。就像赵本山卖拐，结果那一天所有的股市都是拐，谁是赵本山呢？大家都知道。
从1992年到2008年股票市场波动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股市差不多任何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都有很重大的政策在里面。所以我们说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
政策真正影响了什么？前面我说了政策影响股市，同时股票市场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我们要把这两个观点连起来，就要解释中国的政策是怎么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进而影响股票价格。这就涉及到中国股票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决定问题。
这个图我四五年前画的，今天把它拿出来，觉得很亲切。换一想，又很悲观，股票市场没有长进，还留在四五年以前。这个图的中间是股票价格，股票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左边股票供给和右边股票需求决定的，股票需求就是资金。股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左边和右边决定了股票市场的价格。图上边是市场监管，下面一部分是中介机构。因此，股票（上市公司，筹资者）、资金（投资者）、监管者和中介机构构成了股票市场的四个主要参与者。
图中有重叠的地方，比如市场监管和中介机构就和供给和需求双方重叠。市场监管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最中间一块，是属于一般证券市场都应该遵守的市场监管的规则和原则，比如交易的自愿、平等原则，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等等。这是任何一个股票市场的监管都应当遵守的原则，这部分来不得中国特色。
在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里头，除了要遵守证券市场监管的一般原则之外，还有与中国上市公司、中国国有企业以及中国的企业制度、经济制度相关的中国特色。大家都知道，证监会在监管上市公司的时候，有很多的监管制度是根据中国的企业制度，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特点制定的。并且，在监管民营上市公司的时候，和管国营上市公司的时候是不一样。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同样是市场监管，会因为监管对象不一样而不一样。在发行监管上是这样，在上市公司治理上是这样，在上市公司的运行过程中也是这样。所以，在市场监管里面，有一部分内容是与中国的上市公司部分重叠的。
图的右边，是资金，也就是股票市场上的需求。资金是由投融资体制直接决定的，直接融资比例很小，间接融资比例很大，这与银行体制的绝对优势是分不开的。中国的银行体制，又是由金融体制决定的。所以在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里，有一部分是与中国的金融体制相关的，股票市场的监管特色顺应了中国的金融体制，是符合中国金融管制的要求。也就是说，中国市场监管特色除了大家都说的国际惯例、资本市场的一般原则之外，一方面要照顾到我们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还要照顾到现在的金融制度和金融管制。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市场监管的中国特色。
中介机构也一样，中介机构的核心和主体是证券公司。与前面关于中国股票市场的监管解释是一样的，中介机构有一部分是属于证券公司本身所应该有的，无论中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法国的都一样，只要证券公司都有这一部分股份。比如提供中介服务，都需要在投资者和筹资者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都需要符合一定的业务规则、风险控制等等要求。但是，中国的证券公司同时具备了国有企业的特点，就是上面图中的“中”字在图的左边，涉及到了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部分。同时，证券公司又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受中国金融体制的管制，所以上面图中的“构”字在图的右边，涉及到了金融制度。这样，中国证券公司一共有三个方面的特点：股票市场中间机构的特点，中国国有企业的特点和中国金融机构的特点。
通过市场监管和中间机构这两类市场参与者的例子，可以跟大家说，我们的市场监管、中介机构既有它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规则，就是各国都通用的东西，同时，又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另一部分是中国金融体制之下的机构。有它自己的特色。
我想讨论中国股票市场的供求关系，供给和需求决定股票的价格。股市需求就是资金。资金也有数量、质量的问题。进入中国股市的资金数量有国有的和非国有的，资金数量大，就意味着对于股票的需求大，否则，就是对于股票的需求小。资金的质量也是有讲究的，并不是每一元钱投到股市里，效果都是一样的。它们是不一样。主要的衡量指标一个是资金在股市里停留的期限，就是它的投资期限，另外要看它们的稳定性，就是资金的期限和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股市资金的质量。大家知道期限越长，稳定期越好，质量越好，否则期限短，稳定期差，质量就差。
非国有企业资金是股市筹集资金的初衷。中国股票市场最初是怎么产生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些企业开始发行股票，当时有姓“社”姓“资”的争论。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大家不争论了。为什么不争论呢？因为那时候国有企业日子都很难过，国有企业紧迫地需要资金，在需要资金的情况下，什么办法能融到钱就用什么办法。当时股票市场的产生就是带给国有企业资金的一个方式。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股市在意识形态的敌意中产生了，因为它可以实实在在地给国有企业带来资金。股市的产生的理由就是它可以给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筹集资金，那么它的资金就一定不是国有企业的。假如是国有资金，就不需要通过股票市场筹集了，财政资金拨给他就行了。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中国股票市场的初期，募集资金的对象一定是非国有的，同样的逻辑之下，当时禁止国有企业资金入市，当时明文规定不允许。于是用的钱就是老百姓的钱，圈钱也是圈老百姓的钱。一句话，中国股票市场从一开始就是要用非国有的钱，要用老百姓的钱，为国有企业服务。后来，股票市场对于国有企业和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同，国有企业在股市中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大，知道股市不是想象得那么坏，那么糟糕，资金进入股票市场还可以赚钱，包括国有资金进来也可以赚钱，于是国有资金就逐步介入。国有资金介入股市并不是一帆风顺的。99年“5.19”行情三类国有企业资金入市，这时国有企业入市，但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就是到了2007年，已然如此。2007年李荣融在当时还严控央企资金入市，之后又发文禁止央企资金入市。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资金如市的一些政策老变，一些领导说话变得很快，有些政策也变得很快。总的来说，国有资金入市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从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中国股票市场的需求是由政府的政策决定的。这其中充分体现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政策是特点，也体现了中国股票市场中需求方面的中国特色。
股市资金的多少，进去的时间是长还是短，质量高低只是说我们股市上的人能感受到。怎么让一些国有资金进去，或者不进去，有多大期限，这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由什么决定中国股市里的资金来源呢？我的思考是中国投融资体制决定了中国股市进去的资金的数量。间接融资90%多以上，直接融资不到10%，所以国有企业进入股市的资金数量是有限的。
去年市场好的时候，不少新股发行时候的认购资金，达到了3万多亿，这个资金量是巨大的。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进入中国股市的资金很大，这是错误的，因为进入一级市场的资金根本不是股票市场的资金，那是投机，是申购新股，申购一把就走，真正留在市场的资金很少。这部分资金表面上看数量很大，但并没有真正进入中国股票市场，而且这部分资金期限很短，就是用大额资金申购新股。只有买到新股的资金留在股市里，没有买到，一旦解冻他就走了，不留在股市里了。大部分资金新股一上市当天就走掉了，也不留在股市。这样的状况与我们的投融资体制有关。这些申购新股的资金大部分直接或者间接来自银行系统，谁与银行系统有关系，谁就能够得到这样的资金，谁没有关系，谁就得不到这样的资金。因此，现在的新股申购制度实际上是为大机构和大资金套去巨额利益的制度。这种资金运动背后的因素是银行体制，中国的银行体制太强，尤其是国有银行体制太强，所有的金融资源几乎都掌握在银行体制手里，并且国有银行占有绝对的优势。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大部分资金资源都掌握在国有银行手中。为什么国有银行如此强大？那是因为需要这样的银行支持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支持国有企业？那是因为我们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必须由国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没有占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怎么会有我们的经济体制呢？为什么要这样的经济体制？那是因为这样的经济体制可以保证掌握政治权利的人可以有效地支配经济资源，把行政权利延伸为经济权利。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银行体制呢？我认为这跟我国的金融体制有关。这个金融体制决定了我们银行是占金融主导地位的，决定了哪些机构可以开银行，哪些银行可以做什么事。现在要搞农村金融那也是政策，也是金融体制决定的，我们银行体制就这样，我们的工、农、中、建、交五大行就占有绝对的优势。决定银行体制是我们的金融体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体制呢？是因为我们经济体制要求我们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要求我们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之下，就必然要求你的金融是向国有体制倾斜的，这样就决定了你的银行是以国有为主。否则，别人不听你的，通过银行金融体制把资金配给非国有的，那是不行的，那不就破坏了我们的经济体制了吗？于是决定了这样的金融体制。一方面共产党打天下，决定了我们经济是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无论怎么变，但有一条是肯定的，共产党是掌权的，要对共产党有利。这个政治体制就是共产党主导的政治体制。在此之下才有经济体制。股票需求决定机制就是这么一个决定的链条。股票市场的需求决定于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的数量和质量；进入股票市场的资金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投融资体制，也就是说取决于多少资金通过银行体制配置，多少资金通过股票市场配置给经济；投融资体制决定于银行体制，现在是国有银行占有绝对优势；银行体制决定于金融体制，金融体制要保证我们的经济体制；我们的经济体制决定于政治体制，经济力量要服从于政治力量。关于中国股市的需求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股票市场的需求－资金的数量和质量－投融资体制－银行体制－金融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
股市的供给也有数量和质量的问题。股票的数量是指股票的发行，可以是初次发行，也可以是增资再发行或者再融资。股票市场供给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大小非”，这属于中国股市供给里面的股票数量。股票供给还有质量的问题，股票的质量就是上市公司的盈利，包括盈利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最重要的指标是盈利。股票市场的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是由什么决定的？直接看是由上市公司决定的，股票是上市公司发行的，利润是上市公司创造的，因此中国股票市场的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是由上市公司决定的。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并且因为国有企业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整个经济中的运行机制也就服从于国有企业的机制。即使是非国有企业，在其运行过程中，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要依据国有企业的规则或者潜规则来运行。这是国有机制的传染效应。因此，我们说我国股票市场的供给是由上市公司决定的，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决定的。后面我会讲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是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的国有企业？企业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你去开一个公司，你公司有什么样的经营范围，有什么许可，你这个公司能享受什么样的行政优惠（如审批，办事方便程度，信息灵通程度，等等）？能享受什么样的商业优惠条件（如土地，项目，价格等等）？能不能做石油？能不能做金融？还是说只能卖白菜？企业里是不是有国有股东，国有资金是不是会给你投资？是不是属于国有企业？企业之间能不能有怎么竞争？怎样竞争？企业之间有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企业拥有什么样的权利？企业承担什么样的义务？企业对员工怎么样？企业对社会怎么样都是企业制度里面决定的。
我们的企业制度是由我们公有制经济体制决定的，维护我们的公有制就必然要维护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是没有竞争力，如果我们的企业制度不能够保证国有企业有垄断的优势、特权，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要与民营企业展开平等竞争的话，我们的国有企业就会垮，我们的公有制就是去其经济的基础。因此，我们的国有企业就不能是平等竞争的企业，我们的企业制度就不能是平等竞争的企业制度。
这样的企业制度是明显低效率，不能优胜劣汰的，有明显倾向性地保护低效率的企业。为什么还搞这种经济制度呢？如果不是在革命的情况下，经济制度是一个逐步演变、变革的过程，一定是掌握政治制度的人掌握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改革往哪个方向走呢？下面我会讲，现在先提一提，主导政治改革的人，要对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利益集团有利。比如一个经济制度，一个国有企业改革，哪些行业可以放开，那些产业可以做垄断，哪些企业可以做股份制改造，哪些企业不可以，哪些企业可以卖给什么人，有的可以卖给老百姓，有的可以卖给投资者，有的可以卖给国内战略投资者，有的可以卖给国外战略投资者，这个企业谁控制，谁得好处，谁有权，谁有钱等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上的东西，但实质上是政治上的东西。政治就是权力和利益。以前学政治讲政治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在不这么说了，但不可否认世界上存在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利益阶层，政治就是处理不同的社会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关系。这么样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们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下谁掌权谁得好处。说白了，谁有权，首先考虑的是经济上对谁有好处，至于经济的效率是否最高，是否对老百姓最有利，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此，中国股票市场表面上看起来，最直接的是供求决定了股票价格的波动，但背后无论需求还是供给都是由一系列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一系列的因素，一系列的环节里，才隐藏着真正体现中国股市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离股票市场越近的东西越是市场化的东西，好像越是资本市场的东西，越是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的东西，也难怪股民、投资者要解决中国股票市场的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是直接跟上市公司有关的东西，比如“大小非”就是股票市场的供给数量，上市公司的盈利就是股票市场供给的质量；或者首先想到股票市场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是直接跟资金有关的东西，比如政府资金入市。但是，在这些直接的因素的背后，还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因素在起着决定的作用，根本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大小非问题很难解决，平准基金很难解决。
我们讲股票市场，分析半天，如果后面看不到一系列的环节，那么分析是没有用的。包括政策出台也一样，为什么汇金出一个2000万搞增持。汇金是在银行体制、金融体制上的。在我们分析股票市场决定机制的图上，汇金主要是在右边，属于金融体制的范围内。汇金同时也在左边，有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一个涉及汇金的政策，要同时涉及到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关于需求方面，大家知道，是他掏多少资金的问题。由于汇金主要是银行体系的，而银行体系与证券体系又不是很协调，所以要银行体系出钱支持证券体系，本身就很难。另外一方面，涉及到供给方面的问题，就是股票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国家要不要增持这些银行的股票，说法是加强对这些银行的控制权，实际上他早就是第一大股东了，用不了说这个话了，他要找一个理由，这个理由要从国有企业与企业制度，也就是要从图的右边来寻找。好在银行也是国有企业，但是特殊的国有企业，与汇金同属一个系统，而不属于国资委管。说到底，汇金可能出钱买银行的股份，但不可能出钱买一般国有企业的股份，除非汇金改变性质，改变定位。这就是为什么在汇金要增持三大银行股份的时候，国资委说的是鼓励央企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从上面的股票市场基本决定机制图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政策在股市里头的定位是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它的定位就会知道，这个政策措施涉及到哪些方面，它出台的难度是什么？关于汇金和国资委的增持政策是从哪里来的？一定不是证监会，一定是比证监会更高的层面决定的，否则，这个政策出不了台。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出台了以后，后面的效果并不好，因为没有认真地被执行。我们可以推测。出台的时候肯定有一些方面是被压的，才迫不得已象征性地拿200万股对付，说我做了，不是没做。
股票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表现为股票价格的波动，也表现为股票市场的危机。严重的供过于求，那就是股价的暴跌，如果是严重的供不应求，就是05年以来的大牛市以及股市的泡沫。投资者首先看到的是最接近股票市场，股票价格最内层的体制。大家直接想到的是股票的发行和上市公司的业绩。另一方面是资金，有多少资金，保险公司是多少，政府如何出台什么平准基金等等。实际上，这是市场上直接交锋的双方，但后面决定供给和需求的力量有一大串，有很多的因素。我们觉得出台这个政策很容易，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背后有很多的制约因素。
当我们认为很简单的措施，却始终出不了，不是痛痛快快骂骂娘那么简单的。如果上市公司的问题，我们就说上市公司情况怎么样，股东是不是占有上市公司的利益，是不是搞独立董事等等。资金进不来，我们就可以考虑拓宽资金的来源，保险资金、社保资金能不能进来，能不能多发行基金，这就是涉及到投融资体制，资金的运营。
如果搞了半天这些东西也解决不了，没法解释，我们就看它后面的东西，我们就要深究后面有哪些因素制约着这些最靠近市场的因素。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企业制度的问题，金融制度的问题，甚至更进一步是经济制度的问题，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要分析一个制度。分析印花税，表面上它看起来很简单，就涉及那么点钱，是从股票市场上来的钱，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财政部想调就可以调印花税，哪怕半夜出个决定就可以了，税务总局决定了印花税变就变了，那是很容易的事。但事实决不会是这么简单的，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如果认识不统一，还可以上岗上线，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因此，印花税绝对不是财政部说了算的，财政部最多是执行而已。
股票市场的重大决定，来自于上面图所示的最外层，也就是政治决定，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证监会。证监会在他权力范围之内我觉得该用的用得差不多了。哪怕以后有政策，要从证监会口里出的，但决策出的一定是证监会的更高层。再接下来是财政、国资和银行系统。如果财政、国资和银行系统不出台措施，那么股市上有大的，实质性的政策出台可能性很小。我们可以看后面会演变成什么。
股市矛盾解决的逻辑过程是从外到里的。要解决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首先要从政治体制影响经济体制，影响到金融体制，影响到资金面，同时／或者影响到国有企业，影响到上市公司，然后才影响到股票价格。先解决制度前提，再一步步往里来，最后具体表现为股票价格的波动。但这个过程只是逻辑过程，现实里做不到，现实里不可能是这么一个逻辑过程。现实往往是相反的过程，解决股市矛盾的现实问题，这个过程是随着矛盾的产生、演变和激化，最后才不得不解决的。这是一个是从里到外的过程。问题先在股市里、股票市场爆发，股票市场出了问题，大家才想办法解决它，先看看从股市上能直接做些什么，然后在看看在国有企业和国资委层面上能够做些什么，如果问题还不能解决，可能要动更深层次的更高层面的东西。资金方面也是一样的，大家说能增加资金的入市，保险的资金能不能多点，社保资金能不能多进来，汇金的资金能不能进来，国家能不能出钱搞一个“大小非”减持资金，股市平准基金等等。但问题是什么东西制约了这些资金入市呢？要解决这些资金的问题，要解决它外面的制度上的问题。一个现实的解决过程是从里到外的，是矛盾产生了，激化了，你解决它，一步步往外推。推的过程，就是股市的危机推动中国改革的过程，改好改坏我们不做评论，有可能改得越来越好，有可能越改越坏。只是矛盾深化，使制约股票数持的各项制度受到冲击，导致原有体制发生变化。
这个过程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是一个从外到里的逻辑过程，就是一个很理性，很协调，完全自觉的过程，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逻辑。大家想好了这个东西怎么改，下一步怎么改，先要解决政治体制问题，再解决经济体制问题，再解决股市危机。但现实过程中绝不是这样的过程，现实过程是矛盾的过程，博弈的过程，斗争的过程，是利益冲突的过程。只有当问题充分暴露，充分激化了，他才要解决问题。只有到问题到了足够严重的地步，大家都觉得继续下去都要受到严重的伤害，不得不妥协，不得不两害取其轻的时候，才有可能在谈判、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实现矛盾的解决。俗话说等苹果烂透了自然掉了，不烂透了，硬拧是拧不下来的，拧下来也是苦涩的。这是从里到外的矛盾演变和解决的过程。
从性质上看，越靠近股票市场的地方，越靠近中心的地方，越容易被人想到，越容易被人关注，但发布的期限越短，可能一公布行情很快就结束了。如果这个措施离中心越远，制度性越强，见效越慢，难度越大，有效期越长，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中国股票市场是政策市，其供给需求都是由政策来调节的。我回到我刚才说到的，中国股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股市的产生和发展都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个过程。改革开放是由政策来调节的，因此股市是一个政策市。股市矛盾的产生、演变、激化和解决整个过程都是靠政策来解决和调整的。但是，我们又见不到政府说中国股市是政策市。
我相信哪个政府官员要敢说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那我相信他的乌纱帽就要没了，他头就是发晕，不是他说真话就丢乌纱帽，而是他说这句话就替政府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你们想想，如果说股市是政策市，股民赚钱的走人了，不会分给政府的，但赔了钱呢？说股市是政策市，赔了这么多钱，你想想会怎么样，那股民还不找政府？所以中国政府部门是不会承认中国的股市是政策市的。我一路分析下来，结论就是，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我不寄希望这种说法得到官方的认同，只是我的一种推理。
股市的危机推动了体制的改革，哪些改革能够实现，哪些改革不能够实现？哪些措施能够做到，哪些措施不能够做到呢？我们从三个层面分析改革的措施。第一理念的层面，第二政治的层面，第三技术的层面。
所谓理念的层面是最高的层次，那是认识的层面，哲学的层面和价值取向的层面，通常会表现意识形态，是最初中国股市姓“社”姓“资”的问题。说中国股市是不是赌场的问题，中国股民是不是赌徒的问题。这是价值层面的理念。我不是说哪种说法对或者哪种说法错，只是说理念上认识到之后，后面大方向就可以确定，只是具体措施和方式上会有分歧。不光是股票市场里，社会学界、法学界、老百姓这两个阵营是分得很清楚的。一个是不管股市怎么样我们是要参与的，总的来说是积极正面的形象。另外一个是股市是不好的，是负面的形象。股市下跌时评价都不一样，有的人说股市跌成这样，实在不好，中国面临危机，中国政府要出手，老百姓很惨。有些人说跌得活该，跌得不够，这些投机分子就应该赔得倾家荡产。这是理念和价值取向上面。如果认为股市是好人不去的地方，那么股民肯定不是好人，受到的损失非常正常。最高层面的理念是这个。
还有一些理念涉及到股市里的经济制度、企业制度、经济调节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里面有政府要不要救市的问题，政府救市不是政策的问题，也不是具体的简单利益取向的问题，而是理念的问题。有人说市场经济，就应该由市场去调节，股票市场是市场化特性最强的一个地方，因此应该由市场取调节。股票跌了政府不应该救市，政府不能够救市，政府也救不了市。我觉得不管怎么着，有这种理念和想法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们，虽然我不同意他做这样的价值判断，理念的取向。
股票市场重大的发展和突破，包括股市的产生，重大政策的出台，在某种意义上都要来自认识和理念的突破。如果理念上不突破，就不可能有大的股市发展，就不可能有重大的政策上的突破。所以，理念是很重要的。你们年轻人可能不太在意这个东西，什么认识，什么理念，什么信仰，什么价值取向，不管那么多。实际上自觉不自觉的，客观上在起重大的作用。
下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如果认识和理念问题解决了，后面的问题是，政治上要做安排，政治上的安排主要做的是什么呢？政治主要涉及的是利益和权力，任何一个大的政策出台，最后涉及到哪些部门来操办，各个部门之间什么样的权力，涉及到股市的，哪些是属于证监会的，哪些是属于国资委的，哪些是属于财政部的，哪些是属于人民银行的。还有保监会也在起作用，他监管保险公司。各个部门之间有不同的权力和利益。说到这些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关联方就是股市里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上市公司，投资者，掌握内幕信息的人等等一些人。因此，理念问题解决以后，还需要不同的权力部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做出协调。当这些政治问题解决了，后面才谈得上第三个层面技术的问题。
说技术问题重要是很重要，说不重要是一点都不重要。因为技术问题是工学问题，只是体现了理念和政治的安排，谁有权，哪个部门有权怎么用那是工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不重要。重大政策出台，要让它出台或者不出台，不用追究细节化的东西，讨论东西怎么写，讨论出什么产品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前面理念和政治问题解决了，这才是后面问题的前提。但是，换一个角度，技术上东西也很重要，如果技术上的东西安排不好，技术上安排失败了，政治上会出现相反的结果，本来是对这部分有利的，结果这部分受到了损害，其他部分反而得到好处。泡沫太大了你希望它跌一跌，你出一个政策，结果股市一直往上涨，这是技术上失败了，出台的效果可能事与愿违。另一方面你的理念不能得到落实。比如你希望股市跌一跌，出一个政策，它不但不跌还涨。不管怎么说，技术都是被人用的。说不好听的话，技术是被人用的，掌握技术的人也是被人用的，因为你只懂技术不懂别的，只是工具的延伸。社会上有的人只懂技术，那只是工具的延伸，机器的延伸。因此，如果你只懂技术，你就只能听命于懂得操纵人的人。
下面我们讲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很重要，从公司管理层到国家国资委全部都是代理人，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在不同代理人之间进行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不可能解决代理人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结论，如果前面你能够同意我说从公司管理层到国家国资委全部都是代理人的话，那么逻辑的结论就是，国有企业体制不管怎么该，都不可能解决代理人与委托人即股东之间的矛盾，而只能在不同代理人之间重新分配权利和利益。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说白了就是争权夺利。因为国资体制改革，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解决一些局部的、阶段性的问题。因为国资体制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一样，或者说主要矛盾不一样，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一样。因此，对国资体制进行改革，会使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因此它有可能解决当时最急迫最严重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有必要，有意义的。但从根本上是不可能解决公司治理问题，不可能解决内部控制人为了自己一帮人的利益而损害股东权益的问题的，因为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代理人的问题。
从上市公司来看，管理上市公司的代理人都是大股东指定的，对小股东来说，对股票市场的投资者来说，碰到两个大的问题，是两个问题的受害者，一是这个公司是由代理人来管理的，受内部控制人欺负，内部控制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损害股东的利益，包括小股东的利益。二是他是小股东，当小股东和大股东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代理人是一定听大股东的，小股东实际上是受大股东欺负的。所以，小股民投资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想赚钱，想公司长期发展很难。
为了反对我说的内部控制人的问题，有的人会说，我代表股东，我不会损害股东的利益。但要知道，你说自己是股东的代表，但事实上你永远不是股东。更何况，你是代理人，你周围还有一大批代理人，即使你思想境界最高，你也不可能让别的代理人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股东的利益。
也有人会说，虽然我是股东的代理人，但我会按照股东的利益，模拟股东来管理公司。其实，很多问题都出在模拟的自欺欺人上面。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是模拟的市场经济。除了刚才说到的，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竞争性的追求利润的市场主体的，但维护国有企业的人会说要说，他们会模拟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关于价格，一方面要搞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政府又搞价格管制，管制价格的人会说，我会看市场的情况，模拟出一个市场价格来，或者说定出一个比市场价格更合理的价格来；关于资源配置，政府会说自己能够模拟出最有效地资源配置来；关于项目管理，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但我们的项目管理人会说，我们会通过有组织的竞标模拟出相应的成本和投资收益来，等等，不一而足。要看国家的情况，看来看去都是模拟的，就是选举也是模拟出来的民主选举。
为什么国有企业不能有长期的发展呢？经济学里有假设，研究一个企业要研究它的目标函数，研究它的约束机制。企业的目标函数是什么？经济学里讲的是利益最大化，所有经济学里的教科书都是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才会有这样的决策，这样的战略，这样的产品，这样的定价等等，所有的前提都是利润最大化。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利润最大化吗？我们的国有企业不可能是利润最大化，并且不能是利润最大化。哪个国有企业利润最大化了，哪个企业的管理人就得先死掉，活不了，国有企业的内在机制决定了他不可能是利润最大化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内部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利益最大化。这是另一个话题，可以专门写一本书，甚至一个理论。在这里不展开。
由于他不可能利润最大化，因此我们学来的关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学对中国的企业就不适用，对中国企业不适用，对中国的经济就不适用，因此硬拿西方经济学应用到中国企业一定会出错的。结论很明确，因为目标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得出关于中国企业，中国经济的正确的理论结论，并由此推出符合实际的有效的经济政策主张呢？如果学习西方经济学学多了、学迂了，拿到国有企业用一定会出问题的。
我们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和西方的不一样，目标函数具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不确定的，一个是不明示的。因为他追求的是代理人利益最大化，代理人的利益往往是不合法，不公开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能明示的。他们的利益到底怎么表现，利益到达什么程度都不确定，需要根据具体的状况，具体的政策环境和背景，具体领导人的关系，他所在的地方，他所生产的产品等等一系列的因素相联系的。因此内部代理人的目标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目标函数，完全根据企业状况、区域、行业、产品，甚至根据政策松紧程度不一样而不一样，是不确定的，因此带有很大的投机性和机会主义色彩。由于目标函数不明确，不能明示，有些想法只能在肚子里不能说出来，一说出来就成问题。问企业一些办事人员，去问领导这个事情怎么做，有些领导不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办，有些领导说做这个做那个，想达到什么目的。如果你没有脑子，领导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你就死掉了。因为目标函数不明确或者不明示，你不能让领导说他不能说的话，他不能告诉你他真正想要的东西，这样会导致企业里面人的行为是投机的。因为你也不知道啥，就猜，就随机应变，这跟投机是一样的，所以一定是投机的，短期的，多变的。
约束条件，西方经济学里的约束条件主要是资源约束和技术约束。资源约束是企业有多少钱能做多少事，技术约束是你投入产出是啥。在完全竞争条件之下，甚至资源约束是不存在的，你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主要是技术约束。这种状况不存在，尤其资源约束不存在的经济在世界上找不到。但我国企业约束是什么呢？是技术性约束、规则性约束和资源约束。中国国有企业的约束条件也是不确定的，不明示的，有些约束是不能说的。说不确定，举一条就行。今天这部分资源是归你的，明天就划走了，今天这个条件没有，明天一个政策条件就有了。说不能明说，有些上级领导希望你办的事情，他不方便说，而你的企业还是要想办法实现他想实现的目标。
从内部关系、外部关系来看，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内部来说一定要严格管理，控制成本，一定让员工不要太懒散了，不要有太多闲暇时间，就像资本家一样逼着他干。这是内部关系，一定会导致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外部一定要和竞争对手争，很多竞争对手也是国有企业，是经济官僚，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总，他是那个公司的老总，你们两个都是政府部门出来的，说不定哪天调到一块儿，而不知道谁领导谁。如果两个人一定要自己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两个人都争，如果你这么争就结怨结仇了。暂不说你的同行、竞争者。就是你的客户，如果他是政府部门，如果他是另一些国有企业，你要利益最大化，那关系就闹僵了。因此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从内部、外部关系来看，最后搞得你外部四面楚歌，内部民怨沸腾，合在一起就是内外交困。你要追求利润最大化，怎么活？
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企业会追求利润最大化。比如，有些领导人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要做政绩，你骂归骂，我升官了，业绩做出来，我就上去了，你拿我没招。还有一些人是强势的人，原来国有企业要死了，他来了把企业搞起来了，职工都服他。但这些并不是常态，不是普遍现象，也不可持续。
还有，企业利润最大化，挣了很多钱。国有企业要是有很多钱，你就要清楚，位子就保不住了。你是一个处级企业，大家都知道，这里有钱可花，整天可以很轻松，你想想你要是处长，政府各个部门里有多少处长和副处长们盯着你的位子？你要搞好了，很多人盯着您的位子，而且你口袋里的钱都盯着。只要你有钱，就会有很多人找你要钱，他会冠冕堂皇地要你给他做这个项目，开展这个业务。政府要推动什么事情，你得掏钱。你给不给吧，你掏不掏钱吧。你要往外掏钱就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你要不掏钱，那你不听话，我就换个听话的，另外一个人到你的位子上钱就往外掏了。所以，国有企业不可能做到利润最大化。他做不了。
国有企业不是也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他的目标函数是追求内部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利益最大化。我把企业在这样情况下的行为，叫做“漏出”行为：企业内部控制人把企业的利益，包括资产、资金、机会“漏到”企业外部，漏给他们自己或者利益关联方，以实现内部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我曾经琢磨过，可以写出一个“漏出”经济学。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怎么实现“漏出”的。在一个企业内部实现的“漏出”，比如企业多发点奖金，多发点工资，列支一些不该列支的东西，这些是“漏给了员工”，当然包括内部控制人自己。
单企业的“漏出”行为中“漏出”的数量是有限的，企业内部多发工资、奖金怎么多吃多占都是那么点钱。而且，“漏出”往往是漏出给企业内部的人，外部的人是得不到的，因此很难通过“漏出”来结成利益关系网。由于分配不均会导致举报和引发，你说公平，人家说不公平，你一点办法没有，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这种内部由于分配不均造成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没有绝对的标尺来衡量，你想做得很公平？做不到，因为你不能让自己和每一个其他人都满意。
如果受益人只是企业的内部，就不会有外部的保护，人家查你是从外部查你，不会从内部查你，外部的人没有一个替你说话，他得不到好处，肯定要查死你，所以，很难形成一个利益的网络。要避免这个问题，就是双企业的“漏出”行为，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通过合同、交易的形式实现利益输送，把利益从一个企业漏到另外一个企业，特点一是“漏出”的数量很大，通过企业之间的交易可以实现巨额利益的转移；特点二是“漏出”形式隐蔽，一个合同制定，外边人无法说它合理不合理，他说这个东西是必要的，那就是必要的，你不是企业的内部，不搞这一行，能说这个东西不必要吗？他说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你说不合理，他说你为什么说不合理，你询询价，你能说不合理吗？特点三是“漏出”的受益方多元化，他可以跟很多人签合同，跟多个方面输送利益，形成利益关系网，这样就有保护网，一旦出事肯定一帮人帮着袒护。
两个企业之间的“漏出”的风险就是哪一天被人逮着。如果做另外一个企业的是你老婆、儿子或者兄弟，风险就很大。我说的企业是两个关联企业，关系容易暴露，暴露就会出问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个企业不方便就搞双企业，双企业不够就搞三个企业或者多个企业。我先把利益给你，你再把利益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目的地所在。三个企业的“漏出”模型，一定要通过中介最后实现利益的输出。这样交易环节更加复杂，查清楚很难，同时，输出利益环节更加多，保密程度降低，因此传闻会更多。有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有问题，或者听说了，哪个人给了什么人东西了，但你查不出来。
另外一种“漏出”行为的主体是“加1主体”，是在内部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外，再加上一个主体。关联方“加1”的主体，不是简单的关联方，不是纯属于内部控制人的关联方，通常是对内部控制人有制约关系的一类主体，或者是行政权力上的制约，或者是资金上的制约。前者如政府官员，后者如国有企业银行管理人员。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人在追求自己及其关联方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有时候还必须要让相关的政府官员或者金融机构的官员也实现他们的利益。
国有企业的“漏出”现象，形象地说，国有企业像一只大木桶，通过各种方式从社会上获取大量的水；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等各个方面的漏洞就像桶上装的诸多的水龙头；国有资产就像是大桶里装的水；损公肥私的内部控制人就是掌握这些大小水龙头的黑手；而“加1主体”就是控制这些黑手的红手。黑手控制着漏出的水的方向，控制着漏出的水的数量，控制着漏出的方式，控制着漏出的时机。
由这种行为的企业组成的经济会是什么情况？这个经济有微观的特征，有宏观的特征。微观的特征可以知道，国有企业一定是垄断性的，效益一定是差的。假如他不垄断，一漏全漏光了，这个公司就死掉了，这个企业存在一定会有源源不断供其“漏出”的资源来源。你要让它漏，就一定要给他垄断的位置。如果他没有垄断的位置，他早就漏死掉了。这个企业的“漏出”就像人在流血是一样的，哪禁得起这么流，国有企业能留下来的，或多或少都有垄断性的，但垄断性的一定效益差的。因为漏掉肯定差，产品质量肯定不好，你想资源全漏掉了，最后拿在用在产品上或者工程上的东西能好吗？
举例子，说做一个工程，如果中间转包了三次，每转一次是5%、10%的利润，那么15%、30%的利润就全转掉了，最后转到实际做工程的人那里，什么利润没有了。要他按规定做，他肯定不敢，做企业就是为了赚钱，他肯定偷工减料，以次冲好，因此质量就不会保证。所以我们不要奇怪哪个桥塌了，哪个路陷了，因为他保质保量就没钱可赚，就会被淘汰。有些面对老百姓的产品，我说工程质量不好是正常的，面对老百姓的一般消费品质量不好也是常态，也跑不掉。为什么呢？一样的道理，如果资源集中到国有企业里，真正的生产企业没有那么好的垄断条件，经营环境一定不好，把非生产性的成本加在一起，最后成本一定是高的，成本一定是多付出的，最后这个企业真正用在产品上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肯定是偷工减料，以次冲好。
老百姓很分散，去维权，打半天官司是没有用的，通常情况下，只要跟企业打官司，人家总是偏向企业的。到地方政府告企业不好，80%是打不赢的，因为老百姓是分散的，并且，政府和政府官员还要通过企业进行漏出。虽然这是调侃，但仔细想想是这么回事。微观上，企业一定还有扩张冲动和追求规模，就要做合同和做项目，一批项目就有钱分了，因此大家肯定喜欢上项目，喜欢扩张，喜欢投资，喜欢建这个，喜欢建那个，不光企业这样，连政府都建，哪个政府没有好楼，没有好的市政设施？说是为了政绩，政绩只是一部分，正当不正当另说，但可以保证，很多项目后面都有利益在瓜分，才会有这么多的建设项目，才会有经济过热，中央三令五申要搞调控调不下来，企业一定要追求扩张和追求利益。不同层面的内部控制人追求的东西表现形式不一样，实质是一样的。最底层的，哪怕是一个办事员，哪怕买瓶水都想搞点回扣过来，或者给点优惠券，我就把优惠券放在口袋里了。办事员得到点回扣、礼品，再高一点通过签合同获得好处，再高一点通过投项目，我给你项目，你给我钱，再高一点，通过股权交易或者做股份制转让，做点交易给我点好处。安排一个大的项目，到某个地方，领导高兴，或者这是领导的家乡，或者朋友在那儿，也有好处。越是低层面的，越是经济上的好处，越高一点的越是政治好处。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把股东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给损害了。
很多企业请麦肯锡、波士顿等国际上大的管理咨询公司来做咨询，最后花了几百万、几千万都没有用。老外聪明，中国人也不笨。中国聪明人很多，尤其当官的人最聪明，中国不聪明的人当不了官，你别看他傻傻的，那是装出来的，要不然到不了那个位置。为什么企业和政府的管理水平那么低？其实是有意的，如果不留点漏洞、空档，怎么“漏”？如果没有自己可以说了算的地方，它的利益怎么输送，朋友们怎么照顾？因此搞管理咨询，你把它搞得一环扣一环，一笔资金不知道多少环才能批出去，肯定不能用你。因此，管理咨询是给别人看的，我做管理咨询，是努力，是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实际上，提高管理水平之后，与企业本性就发生冲突了，本来要“漏出”了，现在不让“漏出”，这本身就发生冲突。如果企业性质变不了，那么这个制度就是没用的。
企业的生命力弱，就像美国的投资银行一样全死光了。公司治理结构不规范不用我讲。宏观特征经济过热大家多知道了，大家都在争规模。经济高速增长与企业无利、微利并存。我跟国外的人聊天，他们说想不明白，中国企业怎么就不好呢？我们增长2%、3%，你们增长10%，我们说要刺激经济，你们还经济增长10%，我们都经济增长0%了。我说就是这样，经济增长10%，企业利润也不高。我估计今年利润是负增长的。经济增长3%、5%，企业利润就能增长百分之几十，那是外国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企业。
还有地下经济，我们有些人工资收入多少，企业利润多少，再一算投资是多少，消费是多少，银行里头的居民存款增加是多少，这些东西肯定不会平的，肯定是一头翘起来的，说不出来是哪里来的钱，储蓄增加、消费、投资远远超过收入，地下经济肯定是很严重的。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不用说。我记得我住的地方，后面有一个小公园，刚刚弄完不久，就给拆了重新弄，小孩子小，说叔叔刚弄完为什么又要挖掉。旁边一个老太太，像是大学教授，她说也是的，不是挺好的，干嘛改了重来。人家挖沟的小伙子，别看他是民工，别看他知识水平低，他说你们不知道，我这一挖，就能给有些人挖出几十万块钱。别看民工不懂，其实他啥都懂。
还有产业迁移，比如这个地方不好弄就弄到农村去，农民企业家什么都敢弄。很多乡镇企业怎么起来的，就是敢做才起来的。还有投资决策陷阱，有时候做投资的，本来这个行业很好，产业很好，想来想去应该投资，结果一投资就惨了，一买股票就赔。大家觉得石油涨得厉害，买中石油不是很好嘛，结果一买中石油全套牢，这就是陷阱，不是常理。人家说石油涨价了，中石油，中石化生产很多石油，应该有很多利润。事实是，油价大涨，中石油大跌，这不是投资陷阱是什么吗？
一些国有企业怎么找合作伙伴，说得好听，招标，说提供的产品好，质量好，但这是说给别人听的，谁帮他漏谁就能胜出，谁不能帮他漏谁就被淘汰。如果帮他漏，你的心思就不会放在产品上，也不会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这样的话，企业就不是优胜劣汰，而是逆向淘汰。
刘俊海：林教授说的现象我们也推导不出现实是什么，但背后实际上是有逻辑的。你们坐在这儿非常幸福，有时候你看杂志，也有价值，但对解决中国的问题于事无补，看证券报的文章，看社科院的报告文章有意义吗？好像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今后我们前沿论坛会多邀请关系到国家民族，有真知灼见的，不光法学家，还有经济学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前法学家参与论坛比较多，现在来看，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也在关心民族的命运。实际上经济学家、法学家也在关注一些问题，但因为沟通不够，导致一些观点不尽相同。所以，我认为交流有好处。
林义相：对改革国有企业，我提出一个命题，任何社会过程的主导力量必须从其中获得利益。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共产党闹革命，是说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呢？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是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行政力量是设计、主导、控制和掌握整个改革过程力量。行政力量一定要从改革中获得好处，如果不得到好处，或者得不到好处，那么改革过程就进行不下去，或者他们不允许改革过程进行下去。
但改革是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化的改革就是经济力量不断增强，行政力量不断减弱。按市场化改革，对行政力量是不利的，这就有矛盾，行政力量推动着不断使自己弱化的过程。这个矛盾是形式逻辑的、表面的矛盾。形式逻辑从概念到概念推下来的，从辩证的方法来看，行政力量这么做是有好处，只是他做得太巧妙了，一般人平时看不出来而已。改革的过程是经济力量获得强化的过程，行政力量得到的好处正是经济上的好处。如果行政力量在不断弱化的过程中，不能从日益壮大的经济力量方面得到补偿，那就违背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改革进行下去了，进行到今天了，它的主导力量是行政力量，一定得到了好处，只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很多人没有把他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居然会说改革过程中受损失最大的是政府官员！
很多看起来是公平的东西，好像招标是公平竞争，其实不是，大部分招标事先早就定好了。行政力量在改革过程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国有企业的“漏出”就是其利益的实现形式。我说到行政力量都是相对广义的概念，不是仅仅指在政府部门里任职的人，其实跟他相关联的人都是行政力量。国有企业的领导本来就是官和官商，不能仅仅说是官，而是官和官商，他们没有真正的商过，是官商。官和官商本来是行政力量，企业里边内部控制人集团内部因为分工使他到那个位置上，他本来就是一个集团，一个团伙的，相互之间有个分工，有些人掌握行政权利，有些掌握经济权利，相互之间得到好处。
资源集中在企业，企业是他们实现改革好处的一个平台，一个一个项目，具体的东西，老百姓感觉不到，或者老百姓有感觉，也说不出啥。刚才我说到了两个企业的“漏出”，三个企业的“漏出”，加一个主体的“漏出”是很隐蔽的。虽然大家都在说，都感觉到有问题，但大家都查不出东西，或者查不实，或者查实了不处理，因为都是行政力量的人，或者是社会利益集团的人，所以通常查不实，查不透的。但一些事情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几年时间下来，这么多事情下来了，积累的客观社会后果出来了。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改革成果被私有化掉了，而改革成本社会化了。改革成本的社会化，就是大家知道的教育、医疗、养老、环境。环境我们都一样，喝的水，呼吸的空气都很糟糕。长期下来，就是贫富分化，权力腐败和社会是失衡。到一定程度，社会失衡比较严重，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因为再不建设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就垮了。一两个人提出和谐社会不是一两个人主观能达到的，是因为之前社会失衡，迫使政府必须提出措施，缓和和消化前一段时间改革造成的社会失衡。要扶持弱势群体就要限制掌握行政权利的人借改革之名从中得到个人、私人的好处。如果你不允许他得好处，他就不会把改革推下去。如果强行要推一个对他没有好处的措施下去，那么这个行政机器就要崩溃。要避免行政机器崩溃，就不会推动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改革。如果不是强推，靠他们自觉自愿去推，他们就不会推动这个改革。只要你断了他的好处，改革就会停下来，要让他改就要让他得好处。因此前段时间改革了，社会失衡了，现在不让他得好处，改革就一定停下来。所以改革一定是改改停停。
改革停滞过程中，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得不到了，但行政权力是不会闲着的，因为他占有优势，是主导的力量，所以会出现行政集权，行政不改，权利集中越来越多，大家感觉到了。财政聚财，以政府的名义，大量的收入、财力集中到财政去。同时央企以全民所有的名义集中越来越多的资源。今天在网上看到，报公务员考试的人很多很多，为什么？不就是行政的权利越来越膨胀吗？财政的钱越来越多，敛财敛得太很，集权集得太狠，大家都是趋权趋利的，所以才报公务员。现在来看利益失衡的改革已经走到一个死胡同了，或者它往前走的空间越来越小。因为这样的改革导致两极分化，一个是城市中的两极分化，还有就是城乡两极分化，在还有就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两极分化。城乡来讲，由于农村改革基本是停滞的，虽然中国的改革是在农村开始的，但在农村已经停滞，后面的改革，最后利益到了城市里面的人，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城乡收入改革开放之前是2.2：1，现在是3.3：1，形成很大的剪刀差。而且现在农村的收入相当一部分是农民工的收入，如果剔除农民工的收入的农村纯收入和城市收入相比，剪刀差更大。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应当通过社会结构改革，缓和社会矛盾，改善社会结构，只有做了这样的社会改革以后，才能够为下一步、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打开一个新的空间，把它引入一片新的天地中去。
我个人觉得，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来，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推动农村的发展，把发展和改革的主战场向农村转移，我觉得这个决策是正确的。现在虽然提出了这么一个任务，但到底怎么做不知道。从十七届三中全会来看，这个门打开了，今后的路怎么走不知道，前面的路还充满了荆棘，有很多石头，有很多坑，但至少告诉你了，现在门打开了，大家可以往前冲。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今后我们搞改革，搞经济发展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但怎么搞经济建设不知道，经济建设里有多少矛盾不知道，都是试和闯。农村搞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有很多的风险，除了经济风险还有很多政治风险。城市里头搞城市经济改革，从80年代开始转到城市改革，可以说城市改革是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的重点从农村改向城市。现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把改革重心从城市改向农村。党中央说了，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尊重农村的首创精神。以前我们搞城市改革，搞过拨改贷，搞过利润分成，经营成本责任制，搞过股改，搞过现代企业制度，搞过一大堆，可能农村改革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后面的路还不见得很平坦，但至少人家说，这个改革的主战场移到农村了。看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城乡矛盾，只有把城乡矛盾得到解决，所谓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如果社会得到了进步，文明得到了进步，占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9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说我们的社会进步了，我们的文明程度提高了。否则只是靠这几个城市，靠北京、靠上海，我相信，中国是做不好的，我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中国，是好几个中国，北京、上海可以算一个中国，城市里头，西安、成都、南京可能又是一个中国，再往下分一分的话，三线的城市又是一个中国，沿海的农村算是一个中国，中西部的中国又是另外一个中国。现在先进的可以和美国纽约比，落后的可以和非洲国家比。因此农村改革是中国社会改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意义很大，只是不知道怎么做。
城乡两极分化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隐患。“三农”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事情特别是农产品，中国政府说要支持“三农”，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把“三农”改革控制得那么严，我就不明白把农产品价格控制得死死的，还说支持“三农”，怎么支持，农民也不能靠你支持“三农”这几句话活着，他没有收入，你支持啥？因此农产品价格上，不是讨论农产品价格该不该涨的问题，而是农产品价格一定要涨，应该涨，它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要涨。讨论的问题应该是农产品涨价的利润不要落到中间人的手里，应该落到农民的手里。农村改革要把大部分好处落在农民手里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看现在问题的严重程度，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我们根据统计局和财政部网站做的数字，如果把1989年作为基期，作为100的话，2007年的人均收入，农村是240，城市是441，财政是1906。多少钱聚集到财政去了？
解决农村问题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城镇化，其中是中小企业的问题，我们把中小企业当作城市中的农村，农村中的城市。城市中的中小企业，被人看成是落后的，是小，是差的，有待优化的，并且被到处欺负的，他们是城市中的农村。农村当中的城市，和种地的农民比，甚至跟农民工比比，这些中小企业还不错，还算是工业，打工的人还算是工人，他们是农村中的城市。中国农村问题跟中小企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中小企业是边缘企业，就是经济中有利的政策最后才会惠及到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不利的政策，比如宏观调控政策，首先就收在中小企业头上。比如贷款，首先砍掉的是中小企业。所以有人说6万，有人说8万中小企业先死掉了，因为先收你的贷款。你不死谁死？还有人说国际形势不好，中国的产业不好，需要优化提升产业结构，这时候我们要付出，要承受所谓的经济结构优化的“阵痛”“代价”，有些中小企业死了，没有办法，只能让他死。这些人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而且这些人坐在政府部门的办公室和研究机构的办公室里面。他们的研究，我敢保证，没有几个人是做企业出身，尤其是做中小企业出身的。他们不懂企业，不懂中小企业的苦衷。现在活着的中小企业，少则干了几年，多则干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这些企业是这么过来的。你说要完善它的结构，要优化它，提升它，那它也得活着才能有提升，你让它死了，拿什么优化，到哪儿去提升？从平地上拔一个优化的高科技企业出来吗？不可能。从实际出发，我有很多做中小企业的朋友，多落后，多不好，有这么多企业，他也在雇人，他也在维护就业。现在让他回家了，叫你们这些人去你们会吗？你们肯定不会，到哪儿去优化？做一个企业真的不容易，不能很轻松地说，让他们优化，让让他们先死。如果大量的中小企业死了，经济结构没优化，产业没升级，结果经济损失很多，老百姓的生活都有影响，社会稳定都会有问题。
所以，一定要维护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但由于中小企业是个边缘企业。正常的政策最后才优惠到他们。不好的政策首先对他们产生冲击，因此你要让他们有个正常的发展，就意味着优惠的政策，扩张的政策要大于通常我们认为的中性政策。只有大于中性政策，到最后才慢慢落实到他那儿，他才会得到该得的政策，如果开始就是一个正常的政策，到他那边就弱化、淡化了。要说从紧的政策，要收的政策就不能收得太狠，否则中小企业就死了。要让他们感到疼的时候，对一般的国有企业只是有点痒痒，要让国有企业感到疼的时候，他们就死了。因此不能这么干，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是经济学的结论，是理论上的结论，就是中国经济的内在要求就是偏热的，就是要扩张的，因为不偏热，不扩张，中小企业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中小企业死就有一大堆的经济问题，一大堆的严重社会问题。因此不要说我们经济增长8%和西方比很好了，觉得宏观调控从12%调到10%很好了，调到9%觉得很好，进而调到8%也可以。这都错了，要我说，中国经济增长8%就跟人家增长0%是一样的，你说8%以下你的经济增长就是负的。因为我们潜在经济增长率和趋势增长率很多人估计是9%左右，欧洲趋势增长率，长期可持续增长率也就1%，两个一抵消，剩下就是8%。三十年来看，我们的平均增长率10%，人家是2%。因此我觉得我们的8%和他们的0%差不多。我们增长的8%，带来的经济后果、社会后果和人家的0%差不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8%是一个底线，是衰退的边界。
改革过程中要解决城乡的问题，要解决城市里头贫富分化的问题，一定要改革政府。为什么一定要改革政府？政府除了收入增长很快，支出也增加很快。政府在财富中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漏出”很大一部分是财政收入，财政收入转化为国有经济的投资，国有企业里头相当多的利润没有分，实际上是财政收入。因此，给政府的钱，给国有体制的钱越多，拿来“漏出”的资金量就越大，造成社会越不公平，后果越严重。如果不经过政府的改革，说要达到一个社会的改革很难，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可能。所以，我说政府官员总是偏向企业，因为他从企业里总能得到好处，而且这是政府财政来源，也是政府官员实现利益的来源。并且，政府和政府官员通过企业做很多项目，动用很多国有资源来做项目，来分利。
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政府不改革，社会的改革很难推进。社会的改革很难推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很难更进一步。这就是我的结论。
刘俊海：非常感谢林总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讲座，这是一场充满睿智、激情、理性和社会责任的学术讲座，既是一场较高的学术价值，也对当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和证券市场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个学术讲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林总个人的经历来看，他曾经做过证监会的官员，也曾经做过国有大型企业的副老总，最后自己创办了天相投资有限公司，这个公司运转非常好，因为林总用自己的一套理论践行着自己的一套信仰和理论，俗话说吉人自有天相，这就是天相投资能如此辉煌的原因。我觉得他今天对大家的启发非常多，对我们研究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方法，不光是从文章到文章，从课本到课本，从法条到法条去研究问题。我们一定要像林总那样，首先把中国的问题看准，医生如果不是中医的话，一定要借助传统中医手段和诊疗手段进行诊断，并且开出药方，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为我们大家选择未来硕士、博士论文题目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论文矿藏，这个矿藏非常丰富。等一下我们会把整理出来的讲稿放在中国资本市场法治网上，中国资本市场法治网上，这是新创的一个网站，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至少应该读三遍。
林总的观点提出了过去中国资本市场政策市的特点，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既要学习皇帝新装理念，非常敢于说真理的那个孩子，我们在历史老师面前都是孩子，所以林总带了一个好头。政策市有利有弊，总体而言，在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开始出现由利大于弊变为弊大于利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为法学家，一名未来的法学精英，不管将来去央行、证监会还是国资委工作，都记住林总一些善意的建议，要把我们政府行为最后的观点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我们要竭尽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去建设一个法制的政府，透明的政府，对民营企业、大小企业都能一碗水端平的公平政府，建造一个高效的政府，建造一个透明的政府，建造一个投资者友好型、消费者友好型、农产品友好型、中小企业友好型的现代法制政府。
第三，林总刚才提到企业“漏出”问题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这实际上是《公司法》当中极难的猜想，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林义相猜想”，他把问题提出来了，你们就要解答，怎么预防这个企业利益“漏出”的行为。如果你把漏洞堵住了，那么企业就死掉了，如果不堵企业漏洞，企业漏洞老存在，企业发展恐怕也难以为继。未有源头因为活水来，因为有垄断不断注入，就像有个大盆子，每个人拿个管，利益裙带关系，老领导、知遇之恩的人，老用管子吸，发现这个水老也吸不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民、公众的资源在不断注入，这是特殊的大局，这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思考。无论理念还是技术操作，我认为我们将来要认真思考一下国企改革，国有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产权优化，以及投资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甚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引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光是研究《公司法》的任务，是研究《证券法》，甚至《行政法》研究去推进这个问题，这样对民族进步推动力更大，就是管理好大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好内部人和外部人利益冲突问题，解决好股东特别是人民股东和代理人利益关系问题。
我受林总启发，一直觉得国有企业应该比上市公司更具透明度的公司，因为中国有13亿人民，哪家上市公司超过13亿人，很多改革的国有控股公司，看似是国家股东，实际上是名义股东，真正的受益人股东是全国13亿人民。所以，所有者缺位实际上就是受益人缺位，真正的股东是缺位的。将来的股东能不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既要积极改革公司内部的董事长、监事长、公司高管，也要改革国有资产监管制度，我们也在大力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法的问题。还有农民的问题，应该不属于商法问题，但我们忧国忧民之心，研究一下“三农”问题，你又推行惠农政策，同时又主张农产品限价政策，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如果要保护农民切身利益应该上不封顶，这是不是增加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我认为只要我们认真、完整、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规范与发展的关系，个体和集体的关系，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关系等等，加上我们这么多年的经济劳动成果，财政收入增长这么多，给居民发点补助我想总是不成问题的吧，毕竟是泱泱大国啊。农民高兴我们也高兴。人民政府为人民，不光为城里人，也要为农民，为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林总谈到改革发展问题，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今年5月份，银监会和央行发放了中小企业小额贷款的规定，我拿到规定一看是喜从忧来，因为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贷款，因为它只能吸收股东的资本金，而且不能超过资本金二分之一，不能超过两个公司二分之一的资本金，如果贷款出现违规的行为，银行就会死掉。小额贷款的意见应该根据时间的需要进一步改革，让它满足中小企业融资的改革。另外央行关于禁止企业贷款的规定希望尽快废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多企业民间融资大量发生，一旦出现失信违约行为，一到仲裁机构只能无效，原来承诺25%的利息无效。现在很多企业钱以个人的名义出去，但当中道德风险反而加大了。林总不仅谈及股市，还有国有企业体制问题，融资体制问题，“三农”改革的问题，正好呼应了十七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的主旋律。
总而言之，我对这个讲座感慨良深，我一边想，一边学，将来一边用。这是我个人的体会。我们还有请了杨东副教授，从日本一桥毕业的高材生，欢迎他。
杨东：谢谢刘老师，谢谢林总，林总是著名的财经教授，我谈一点点的体会吧，谈到了中国改革的问题，与其说今天听到的是关于股市改革的问题，不如说这也是关于中国改革的问题，作为中国人能听到是非常荣幸的事情。在全球已经发生危机的特殊时刻，能听一听中国的改革，如何应对中国国内的问题，当然林总还没有谈到国内问题和国际危机的接轨问题，我也密密麻麻记了很多笔记，也在认真学习。
我有两个体会利用这个时间请教林总，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就不说了，主要谈一下“漏出”经济学的，这是您提出来的吧？还有类似八卦的图表您提出来的，非常精辟。林总不仅有高度理论的概括，还有通过图的方式，非常深入浅出的表达，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体会。我问两个问题：
今天您讲到政策市，贯彻到中国股市改革的根本性的问题，中国政策市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其它的金砖三国有没有政策市的问题？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个政策市还能起到防火墙的作用。您认为我们将来如何从政策市转为市场化的道路，比如如何处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问题？
监管模式问题，林总在行业内有丰富的阅历，股市改革当中，中国监管模式问题我们模仿了美国，包括林总从法国留学之后，一开始证监会导入的是美国模式，但现在也在反省美国的监管模式遇到了很大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如何反省美国的模式，中国今后股票市场监管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包括宏观经济和股票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怎样的。
林义相：谢谢！我看你们评论跟我的风格不太一样，说好听的话多一点，我嘴里说不出太多好听的话。我想主要还是要回答你的问题是实在的。
第一，关于“漏出”经济学，这个概念是我“胡编”出来的。我93年从法国回来，在中国证监会做了三年以后，到了一家国有公司，当时是券商。在那里干了五年，我每样事情都干过，从经纪业务到公司自营，从研究到电脑，从投资银行到资产管理。关于自营，涉及几十亿元的资金，我本来不想管，结果人家非要我管。结果发现里边有几笔很可疑的交易，涉及到的资金几千万，也就是送人的事情。
举个例子，这个公司有几千万的某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公司有人就要跟他的关系户签一个转让协议，以低于市场价20%的价格把流通股转让给对方，到交易所登记公司那里过户，那是2000年，流通股只能在市场上做交易，不能协议过户。被人家打回来之后，要求我们自己在市场上卖，卖出的价格比当初约定的、比市场价低20%的价格结算，利润给对方。我一听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流通股可以在市场上卖，卖完之后为什么要把数以千万元计的利润给人家，为什么呀？这个事情为什么能够发生？事后，我觉得一定有它的道理。其实，很多公司都这么做事，这可能也是一个大势所趋。这就是我想到的国有企业“漏出”行为的最出案例。
我是学宏观经济出身的，我就在琢磨，这一类状况如果比较普遍，或者比较长时间来做，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表面上看它是不合法，不合规，不道德的，是不好的。但它为什么能够持续地，大面积地在做？只是我没有找到能够让它变得合理的理由，但它一定存在。我说你们这帮人这么干，我不跟你争，也不跟你斗，我也不去举报，也不揭发，我走人。于是我辞职作了个体户。
我回想在政府部门做的一些事情，再想这些人，觉得国有企业差不多都是这么干的。大家都这么干的时候，如果有些人不这么干，你就是另类，你变成逆历史潮流。这就是潮流，有些人眼里这是滚滚的黑的潮流，有些人眼里这是滚滚的红色历史潮流。其实这就是私有化的过程，就是国有资产“漏出”。如果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最后走到了更多的私有财产，国有财产怎么转变，一定私有化的。一种方法是大家拿到面上，大家分，这一定是“公平的私有化”。俄罗斯开始说公平，后来也不公平，最后造成整个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休克。
这是历史的潮流，如果妨碍这个潮流，就不是人家的失败，而是你的失败，你要挡着，是螳螂最后会碾得粉碎；如果你认为是洪流愿意被卷进去，那是你愿意。如果不愿意，只能走独木桥。这种趋势是挡不住的，这种状况，要说政府部门不知道吗？纪检部门不知道吗？其实都知道，为什么不查？不查当然有不查的原因和理由的！
我有时候举一些例子，十个人在一个包间里吃饭，每个人送了10万块钱，9个人都收了，你收不收？如果你不收最后的结局是下次吃饭没你了，让你出局，这是好的。好的前提是你这个人比较善良，你这个人没野心，你这个人和我们没什么仇，出了饭局不会害我。你这样不合群，虽然还能让你活着，但以后的饭局没有你了。最差的是把你打死了，公安局来查，9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可能有10多条罪状。总之有很多版本，归根结底是你罪该万死，你死有余辜。我琢磨来琢磨去，社会经济过程真的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这是社会趋势，你是挡不住的。我也不能埋在自己的书屋里写文章，做清流，其实他（刘俊海教授）也不埋在书屋里，他也出去讲课挣钱。
我在思考这些问题，国有资产以这些方式出去了，拿什么东西去描述他？用什么样的词去概括它？我曾经想过“腐败经济学”，觉得“腐败”太直观贬义不太好，就找一个中性的，但不好找，说转移不像，说过渡经济学，改革经济学，感觉很抽象又很大，琢磨来琢磨去，就给了一个“漏出”。脑子里有一个大桶，老是漏，为什么漏不完，就是一个红手一个黑手从里面掏，但老百姓的水还在不断往里面蓄。我正式下海是2001年，有时候是在朋友之间聊一聊。其实是很成体系的东西了，有几十万字，但没有发表，因为这是讨人嫌的东西。
现场同学提问：您最后讲的改革到政府改革就打住了，你没有往下讲，实际上可以继续讲，我的思路不是很清晰，能不能提供这个思路。政府改革要壮士断腕，如果靠自己推进估计很困难，一般人没有能力把这个腕断了，您个人大概的思路是怎样的？
林义相：我对行政、政治不懂，但是我想行政、政府的改革早晚会做，就像股票市场的危机一样，等苹果烂透了自然会掉，但这时候烂到要让你丢命的时候，他也会壮士断腕。所以，主要是看这个病到什么程度。
刘俊海：非常感谢林总的学术讲座，既谈了学问，也谈了人生，希望将来林总给我们布道弘法，我们知道吉人自有天相之，天相之，天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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