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发票、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已履行付款义务，证据并不充分

仅以发票、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已履行付款义务，证据并不充分。

观点来源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12年3月31日通过，2020年12月23日修正）第5条第1款 “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

观点来源2：《刘吉梅、管晓莉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民申2093号。

最高法院裁判观点：华大公司与刘吉梅于2012年5月20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2016年4月23日华大公司向刘吉梅出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但刘吉梅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向华大公司支付了房款。刘吉梅提交银行转账记录拟证明其于2014年2月25日向何静支付购房款527000元，该款项金额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的购房价格不符，刘吉梅称多付的61610元为装修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原判决认定刘吉梅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支付房款的事实，并无不当。刘吉梅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

观点来源3：《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陈友勇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8）最高法民申712号。

最高法院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系在买受人对所买受的不动产权利保护与基于普通金钱执行债权人权利保护发生冲突时，基于对正当买受人合法权利的特别保护之目的而设置的特别规则，该规则实质上是以牺牲普通金钱执行债权人的正当权利为代价而确立的，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债权平等原则和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增加了被执行人和案外人通过执行异议恶意串通逃避强制执行的道德风险。因此，人民法院在参照适用该条规定认定案外人享有的民事权益是否足以排除强制执行时，应当对与法定要件相关的事实从严审查、严格把握、慎重认定。本案中，涉案商品房买卖交易金额较大，又涉及申请执行人城乡集团的利益，仅凭当事人提交的盛和发公司为陈友勇开具的购房发票和涉案合同双方当事人对付款过程的自认，尚不足以证明陈友勇已经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事实。因此，城乡集团关于二审判决认定陈友勇已支付购房款缺乏证据证明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其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观点来源4：《中信大榭燃料有限公司与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4）民二终字第118号。

最高法院裁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根据该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不能作为认定货物交付的直接证据、唯一证据，但并未否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的间接证据效力。原审法院并没有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认定中信公司已经收到货物，而是结合双方的合同约定、交易习惯、账簿记载、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等，综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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