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实践中的困境与完善

浅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实践中的困境与完善

作者：梁园区法院 窦玉巧 王方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创制以来，为反腐倡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对遏制腐败，惩治贪官，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罪名显现出很多实体和程序上的漏洞，配套制度的建设也没有及时完善，使其在司法适用上出现很多困难。

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进程及困境。（一）1947年巴基斯坦《防止腐败法》中规定：“公务员或任何他的受瞻仰者拥有与公开收入不相称的财物，而本人不能满意解释的，构成刑事不定罪”。我国1979年刑法中没有这种犯罪的规定，是因当时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由国家发给，没有其他来源，国家工作人员有巨额财产很容易被发现。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工作人员获得收入的途径越来越多，有的是合法所得，有的则可能是非法所得，使原本极小的财产差别变得越来越大。由于非法手段隐蔽，很难查实其真正来源，因此，198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没收财产的差额部分。” 1997年修订刑法又将其适当修改，纳入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犯罪之中，罪名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罪名正式确定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规定了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2008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审议中，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从5年提高到10年。①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困境。1、在同类职务犯罪中，罪与刑不相适应凸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归类于刑法典分则第八章，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系列。这一系列的罪名主要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贪污罪的法定主刑可从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挪用公款罪的法定主刑可从拘役、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受贿罪的法定主刑可从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主刑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定罪数额的起点，现行司法解释规定为10万元（即来源不明财产与合法收入的差额）。然而与贪污、受贿相应数额财产的刑罚相差甚远，前者至高只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而后者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是行为人在主观上知道通过贪污、受贿等途径获取非法财产而故意隐瞒、拒不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之贪污受贿犯罪分子要大，其社会危害性也大。本来对之应当科以重刑，然而立法上未能如此。这些都表明此罪的罪与刑配置明显不合理、不科学，有悖于我国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的精神，与社会和人们的公平正义相背，实践中不能圆满地实现刑罚的真正目的，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2、该罪的法定刑偏低，威慑力不够，导致对该罪的惩治力度不够。在司法实践中，此罪因刑罚轻而致其效用窒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名增设以来，确实为司法机关深入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使那些由于贪污、受贿、走私等犯罪隐蔽性强、企图规避法律而逍遥法外的犯罪分子，难脱法律制裁。但是比照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来说，人们仍感困惑。近年来司法机关查处了一大批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犯罪，贪污、受贿罪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治罪处刑悬殊过大。如审判原江西省政府副省长胡长清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中，数罪并罚判处其最高刑罚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其中16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只被判5年有期徒刑，巨额财产予以追缴。从诸多案件看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中的财产来源大多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走私、违法经商等所得，而司法机关无法收集证据证明其具体来源，犯罪分子又钻法律的空子而拒不说明其真正来源。因为如果其坦白是贪污受贿等所得，那将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因而很自然地“避重就轻”了，况且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巨额”财产上不封顶，相反此罪的刑罚却“封顶”了，最高只能判10年有期徒刑。这样对犯罪分子的刑罚作用窒息，客观上归于无效。由于立法之不足，造成本应科以重刑却只能轻判，使司法处于无奈，使本应重治其罪者往往得以轻脱，为以身试法者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如果科以重刑，那么犯罪分子就可能将那些是违法或较轻犯罪如违法经商、敲诈勒索等取得的财物说明清楚以免被重判，来源不明的财产也就清楚了。而剩下是贪污、受贿等较重犯罪所得来源不明财产，因说明与不说明来源，定罪处刑都差不多，也就可能拒不说明了。现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所以屡屡发生且数额特别巨大，其根本症结就在这里，并非财产总是真的来源不明。

3、该罪的使用主体范围不当。根据刑法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的主体。所谓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法律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具备身份的要求和职务的要求。身份的要求，首先是工作单位上的限制，必须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其次是限定在必须是受上述法定机关的委托，或者是依法从事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工作。职务要求，必须限定从事公务的人，即国家工作的执行者。所谓公务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从司法实践看，有很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都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身份或职务的便利同其亲属共同实施完成的，甚至有些亲属在巨额财产的积累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共犯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亲属与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客观行为上有牵连，在主观罪过上有共同故意，且与巨额财产的积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构成要求。如果对他们不予追究，不仅不利于打击犯罪，而且也有悖有罪则罚，罪刑相当的刑法原则。所以说把国家工作人员亲属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主体既不违背法律，又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

4、在国际同类立法上比较而言，差距较大，不利于与国际司法接轨。西方国家在100多年前就创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罪名。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就明文规定：“无固定职业的人和乞丐，如果被发现身边有一件或几件价值100法郎以上的物品，而又不能说明这些东西的来源时，将被判处有罪。”英美等国的法律规定，每个公民均有义务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隐瞒或虚报财产情况的（类似我国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处以罚金并处7年以下徒刑（英国）或5年以下监禁（美国）。1988年《印度防止腐败法》第13条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公务员即视为犯罪。……②如果其本人或任何人替其本人拥有或其任职期间的某一段时间内拥有与其公开收入不相称的钱财，而他又不能令人满意地作出解释，也将科以较重刑罚。1975年埃及《关于非法性收入的法律》第2条规定：本法律管辖范围内的人员在具有这种身份后，其本人及其妻子、未成年子女在财富方面的任何增加，一旦与其收入不相符合并无法证明增加部分的合法来源，则其增加部分即被认为是利用职权、身份或有违法行为的后果。新加坡等国还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作为认定贪污罪的证据，以贪污罪论处，科以严厉的刑罚。1977年《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拥有无法解释之财产规定：任何人士，如属政府雇员或曾为政府雇员，而（a）所维持之生活标准，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薪俸相称之标准者；或（b）所支配之财富或财产，与其现在或过去之薪俸不相符者，除非能向法庭作出圆满之解释，说明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标准，或如何能支配该等财富或财产，否则即属违法。同条例还规定，本罪项一经公诉定罪，可被判罚款100万元及监禁10年，同时，还要将无法解释之财产或财富的金钱额交付政府。从以上情况来看，国际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立法时间久远、财产来源不明人扩展范围较大、解释程度要求高、刑罚也相对较重。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仅立法时间较短、所指的犯罪主体和对象范围较窄、说明财产来源要求较低（只要求说明来源合法即可）、只独立成为一罪，而且刑罚也比较轻。因此，不利于惩治腐败，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参与世界市场大循环。因为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市场进一步向世界各国的投资商和贸易公司开放，外商考虑的最重要的投资环境之一就是法制环境。而腐败不能有效惩治，必然导致市场主体不能平等竞争、不能平等获得法律保护，市场法制环境走向恶化，使外商丧失投资和贸易信心，使我国市场经济可能“入世不顺”。因此要求我国惩治腐败的国内立法必须与国际接轨。

5、该罪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缺陷。（1）法律规定行为人必须说明巨额财产的来源，却没有规定行为人说明来源的时限，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人无限制地作出虚无缥缈、明知虚假却难以证实的解释，以拖延时间，企图蒙混过关。有的行为人在侦查阶段说明部分来源，在审查起诉阶段又说明部分来源，甚至到庭审阶段仍不断地说明来源，使司法机关耗费了大量得人力财力和时间，仍使案件的定性处于不确定状态，给案件的处理带来被动。（2）没有具体规定“说明”的程度，仅规定“说明”即可，没有要求给出“令人满意的”、“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明，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标准的混乱。在说明的内容上，立法上要求“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但从本罪的客观方面来看，“说明合法”并无必要，如果行为人能够说明财产来源是非法，并且查证属实的，同样也不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应该按财产非法来源的性质进行处罚。实践中几乎很少有犯罪嫌疑人不能“说明”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能作以说明”只不过这种说明大多是莫须有的、无从考证的、隐匿实情的，如将财产来源说成是外国远亲赠与的或从已死亡的亲属那里继承的。对此,侦查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证明其无，亦不能证明其有，如果以这种不能考证形式作出的说明作为法律上所要求的“合法说明”的话，这就有可能使一些不法“蛀虫”规避法律的制裁，这明显是有背于立法者的本意。关于“说明”的必要性，立法规定的是“可以”责令说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赋予办案人员太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办案程序的设计上也存在缺陷，如没有规定“无法解释财产来源”这一事实本身可否作为定案的证据；没有明确规定拒绝那些机关的责令说明可以构成犯罪；没有规定行为人作出说明或者解释的时间等，直接影响责任的追究。

二、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刑罚之对策（一）修改此罪的内容，使其主体、罪状与刑罚相适应。一是对“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一句中的“不能说明”作限制性的解释。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犯罪嫌疑人“都能作以说明”只不过这种说明大多是莫须有的、无从考证的、隐匿实情的，如将财产来源说成是外国远亲赠与的或从已死亡的亲属那里继承的。对此，侦查人员实际上几乎无法调查核实，既不能证明其无，亦不能证明其有，如果以这种不能考证形式作出的说明作为法律上所要求的“合法说明”的话，这就有可能使一些不法“蛀虫”规避法律的制裁，这明显是有背于立法者的本意。因此，我们必须对刑法上395条所要求的“说明”予以特别限制，即应当是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说明的。为了消除这种法律理解上的偏颇，我们建议将“不能说明”该成“拒不说明或做虚假、无据说明”更有利于司法机关将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到最大经济效用的地方上去；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实现刑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协调、统一！

二是扩展“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我国刑法此罪名规定的主体仅限国家工作人员，而不关及其关系人。从当前受贿等职务犯罪的实际情况来看，多数犯罪者常以自己的亲属作掩护，采取间接的方式受贿等，一旦案发，也可轻而易举地推脱责任。这就造成似乎利用权力者没有接受财物，接受财物者没有利用权力，无法可依，难以追究。为堵塞此漏洞，必须从立法上将“财产来源不明”犯罪主体扩展到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信托人、关系人等，在犯罪责任追究上，以共同犯罪论处。从而保证刑罚作用对象不致疏漏。

三是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将“财产来源不明”状态作为认定受贿等职务犯罪的证据。“财产来源不明”既可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也应作为一种证据，以利于解决实践中有许多被告人持顽抗态度，拒不说明其巨额财产来源，而逃避法律的严惩的司法无奈窘况。从而达到把打击的锋芒直接指向那些顽抗到底的重大犯罪分子。从完善受贿等犯罪罪状的方面，来加大此罪追究力度。

四是修改此罪的法定最高刑并拉开量刑档次。对于此罪刑罚的修改，可根据来源不明财产的数额，参照刑法贪污犯罪的刑罚档次，作必要调整。可否这样规定：（1）数额在50万元以下（追究起点为10万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没收财产；（2）数额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五是增加财产附加刑的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既属于职务犯罪，又属于 经济 犯罪。在刑法理论上，这类犯罪首先侵害的是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廉洁性和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以及公共财产所有权。从行为人主观上而言，其追逐的是非法的财产利益。如若行为人认为在经济利益上不合算，就有可能收敛甚至放弃犯罪。因此设置刑罚时，应当设置适用财产刑罚，以便更好地发挥本罪刑罚的威慑力和惩罚功能。

（二）建立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建立财产申制度。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的规定》、《关于领导干部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外交往中收受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建立国家公务人员的财产申制度和离任审查制度，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的监管之下，防止当出现巨额财产时才发现其来源难以查明的失控状态。同时，与这一制度相配套的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公正的监督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对申的材料进行系统化、透明化的管理防止监督机构的“护短”行为和集体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笔者建议可以由国务院直属的审计署来对相应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及家属的财产情况进行监督和审查。从而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建设完善。

（三）建立金融监管机制。我国从2000年4月起实行个人存款实名制，它是整个金融实名制的一部分，它的设立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给予及时、全面的监控，有利于抑制腐败使得“灰色收入”无处藏身，更有利于国家财政、税收的征管。但是，由于我国各大银行间的互联互通工作做的还不健全、不完善，同一姓名可以在不同的银行开立多个户头，使得腐败分子还有可乘之机。同时，增加对不动产的实名制管理，使腐败分子妄想利用购置不动产转移赃款、毁灭证据逃避法律的制裁的幻想彻底的破灭。③

(四)坚持党的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策略。实践中对于该罪的追究大部分来源于群众的举、党纪委的查处和媒体的揭发。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从党、国家和群众三个方面加以监控，广开举的渠道，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充分发挥纪委的内部监督作用，从多层次对腐败势力加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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