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理论表述和司法展开第十七条第三款设定了特别的核准追诉程序，应当配备前置的侦查程序以及移送程序，检察机关在逐级报请程序内宜采取形式审查，并辅以“申请式”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程序。鉴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程序的相对封闭性与书面化等，应当设置“诉讼化”的听证程序，强化以“复核”为核心的救济程序，确保程序分流的正当与合法。

防卫限度判断标准的理论反思与司法判断规则学界对于防卫限度判断标准的研究着力于构建具体的判断规则，与以往相比较提高了规范的确定性，但是对于防卫限度判断标准的理论研究相对不足。在当下，防卫限度判断标准的理论依据存在争议，特殊防卫条款的属性不明，判断规则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司法人员在处理疑难案件时依然面临标准不明的困扰。

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置问题研究规范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置工作，对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保护当事人与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置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有重大影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等重大刑事案件，查扣财物数量众多、种类繁杂，涉刑民交叉问题突出，处置难度愈发加大。如何公正高效开展刑事案件涉案财物处置工作，成为当前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办案机关亟待解决、完善的一项重大现实命题。

言词证据的排除问题实践中常见的言词证据是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鉴定意见。言词证据在我国的运用非常广泛，可以说每个案件都存在言词证据。对于一些隐蔽性较强的犯罪而言，比如在受贿犯罪案件中，可能没有实物证据，但一般都有证人证言。从这个角度，言词证据的运用非常重要。总的来说，言词证据审查判断很复杂，这里主要就言词证据的出庭作证规则和印证规则展开分析。

犯罪中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不应当与彼类犯罪中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相同，不能因为不同的具体犯罪同属于某一类罪，就简单地将同类法益确定为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对具体犯罪保护法益的确定，必须与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法程度相融洽，从而使保护法益与构成要件保持协调，而不存在任何例外。对具体犯罪所确定的保护法益必须具有经验的实在性，法益内容不能过于抽象和模糊，不应具有综合性与不确定性。

毒品案件刑事政策的理解与把握《昆明会议纪要》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坚持从严惩处的基本方针、区别对待的政策要求、“数量+情节”的量刑标准、证据裁判的原则底线。《昆明会议纪要》对毒品共同犯罪、毒品上下家犯罪、运输毒品犯罪、制造毒品犯罪以及非传统毒品犯罪等的死刑适用进行了明确、规范、细化，为精准适用死刑、有力惩治毒品犯罪提供了规范指引。

帮信罪之司法适用隐患及应对思路网络犯罪行为人之间意思联络形式多样化、主体虚拟化、共同行为模糊化等客观情形，导致传统犯罪的共同犯罪构成要件难以套用，且实践中被告人多以违法性认识不足、技术中立等为由抗辩，而当前司法审判视角不全、理论依据不足、司法竞合的认定标准混乱，导致共同犯意认定难度增加，实践中，存在将本罪作为兜底罪名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予以处置的趋势。

明知是赃物而实施帮助变现行为的定性分析刘某作为钢铁公司的销售代表，明知王某在较长的时间内，出售如此大批量的钢材不合情理，很有可能是通过违法犯罪的方式获取，仍然主动收购王某骗取的货物，帮助王某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与非正规的交易程序将骗取的货物变现，避免王某骗取的货物被司法机关追缴，并且刘某利用王某实施低买高卖的方式获取不法利益。

贿赂犯罪既、未遂疑难问题研究贿赂犯罪应当以受贿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作为判断犯罪既、未遂的标准。对以不动产为贿赂的，不以登记为标准，而是判断受贿人有无对不动产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对以动产为贿赂的，通常以转移交付作为标准；对以财产性利益为贿赂的，通常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受贿人是否实现了实际控制而判断既、未遂。贿赂犯罪中既、未遂的判断对于量刑有一定影响，实践中需要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联系。

刑事争议案件的分析方法，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分则条文将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行为类型化为(违法)构成要件的理论前提下，实质解释旨在对刑法条文保护法益或者行为侵害法益进行解释。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的实质解释并不意味着对法律条文字面含义等形式内容的抛弃，而是以此类形式内容为基础，通过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即法益保护，在实现刑罚处罚的适当性这一实质层面对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解释。概言之，实质解释并非排斥和否定形式解释，而是以坚持形式解释为前提的进阶解释。重视实质解释能够更加科学、全面地分析犯罪及其本质，有助于厘清案件办理中的争议，也是办案人员司法水平娴熟的重要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