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婚姻家庭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探析

当前婚姻家庭案件中的疑难问题探析

《人民司法》2010年第1期（应用版），第54—58页，吴晓芳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 2009年第3集 总第39集

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实施后，为了在审判实践中更好地贯彻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为正确、及时地审理各类婚姻家庭案件提供了更具有可操作性的裁判依据。从全国法院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一些问题争议很大，“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并不鲜见，实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讨。

一、夫妻财产约定与赠与合同的法律适用

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的纠纷，比如夫妻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个人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但没有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离婚时赠与房产的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另一方主张继续履行赠与合同，请求法院判令赠与房产一方办理过户手续。

在此问题的处理上，存在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因此，夫妻之间有关财产的约定，只要系夫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就应认定为有效且对双方产生法律上的拘束力。相对于《物权法》及《合同法》的规定，《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的规定，故夫妻之间有关房产赠与的约定无需经过物权变动手续，离婚时法院可以判决房产归受赠方所有，对赠与房产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

另一种观点认为，夫妻有关财产的约定合法有效，但依据《合同法》中赠与合同一节的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因此，尚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赠与，房产赠与人可以随时撤销赠与，对离婚时赠与房产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应予支持。

笔者认为，婚姻家庭领域的协议常常涉及到财产权属的条款，对于此类协议的订立、生效、撤销、变更等并不排斥《合同法》的适用。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就规定：“男女双方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审理后，未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此乃《合同法》基本原理的延伸运用。在实际生活中，赠与往往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的人或者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合同法》对赠与问题的规定并没有指明夫妻关系除外。虽然《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有约束力，但如何理解“约束力”一词呢?就夫妻之间的赠与而言，一方赠与另一方钻戒、手表等贵重物品已经交付的，依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然不能随便撤销，这就是所谓的“约束力”。而一方赠与另一方不动产，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之前，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是可以请求撤销的，这与《婚姻法》的规定并不矛盾。我国采取的是不动产法定登记制度，无论因何种原因取得，房产物权均需经登记才产生效力。也就是说，在赠与房产时只有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才能产生“尘埃落地”的约束力。夫妻有关赠与房产的约定并不属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对离婚时赠与房产一方主张撤销赠与合同的请求应当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夫妻忠诚协议的法律性质和司法效力

所谓夫妻忠诚协议，是指双方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订立的，旨在保障婚姻关系的稳定，以赔偿金为责任形式的协议。有关夫妻忠诚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存在极大的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夫妻之间订立忠诚协议，本身说明我们公民的法律意识在增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夫妻忠诚协议并不违法，因为夫妻忠实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属于法律明确的要求，协议双方等于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定的义务，法院应当予以认可。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夫妻之间签订的忠诚协议，虽不违法无效，但这种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履行，法院不能赋予忠诚协议强制执行力。因为忠诚协议要获得法院赋予的强制执行力，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查证举证程序，法院审理这类忠诚协议案件，必然会面临一个尴尬而危险的举证困境和一系列社会负面影响，我们应当考虑赋予忠诚协议强制执行效力的巨大社会成本。某高级法院在相关指导性意见中规定：对夫妻双方签有忠实协议，现一方仅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为由，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协议或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外，夫妻一方在离婚案件中以对方违反忠实协议或违背忠实义务为由，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或损害赔偿的，审理该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成本。只是在没有具体协议约束的情况下，双方承担的是道德义务，而道德成本对于个人来说是隐性的，是不确定的。一旦签订了协议，就将隐性化的道德成本显性化了，当事人很可能就会三思而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

也有观点认为，《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非“必须忠实”，“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忠诚协议主张的侵权损害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不属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之列。忠诚协议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法律不能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剥夺公民享有的人身自由这一宪法基本权利，故忠诚协议当属无效。

笔者倾向于对忠诚协议认定为有效，因为其符合《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是对《婚姻法》中“夫妻应当互相忠实”规定的具体化。也正是由于夫妻签订了具体的协议，使得《婚姻法》上原则性的夫妻忠实义务具有了可诉性。《婚姻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第四十六条又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婚姻法》规定可以请求提起损害赔偿的范围只限定在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四种情形，而一般的通奸行为不在此列，即必须达到重婚或同居的严重程度。夫妻有关忠诚协议的约定比《婚姻法》规定的范围宽泛，既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也包括与他人的通奸行为。虽然，违反夫妻“忠实”规定尚未达到“重婚”、“与他人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应如何承担相应责任，现行法律未做具体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进行约定。忠诚协议的约定与《婚姻法》的基本精神相吻合，给付的金钱具有违约赔偿性质，这种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笔者同时认为，这种协议也是属于可撤销的，如果当事人在协议签订后反悔，认为该协议显失公平，或者是在对方要死要活、苦苦相逼情形下被迫无奈签订的，则可以在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撤销申请，这一年时间属于除斥期间，超过一年则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并不属于交易关系。当然不应受以调整交易关系为己任的《合同法》调整，例如离婚协议应由《婚姻法》调整，一方违反该协议不同意离婚，另一方亦不得基于合同法的规定而请求承担违约责任。目前许多学者认为，《合同法》第二条第2款排除的身份合同仅指没有财产内容的身份合同，夫妻关于财产问题的约定以财产关系为内容，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不过应当优先适用《婚姻法》等有关法律，这些法律没有规定时才可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因此，法律并没有禁止人们对有关身份关系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只不过这种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应由《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进行调整，法院在确认有关身份关系协议的效力时，首先应审查该协议是否违反《婚姻法》、《收养法》等法律的规定。

法院对夫妻之间忠诚协议效力的肯定，并没有扩大现行婚姻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对于不构成婚外同居的一般通奸行为，法院不会主动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夫妻中通奸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赔偿，也不会根据婚姻法第四条“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倡导性条款判令通奸一方承担违反忠实义务的责任。但是，对于夫妻双方在自觉自愿基础上签订的忠诚协议，法院应当认定这种忠诚协议有效。既然其与婚姻法规定的精神相吻合，又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当事人双方愿意通过忠诚协议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提前约定了违反忠诚协议行为的违约责任，法院有什么理由否定其法律效力呢?至于违反忠诚协议行为的举证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院当然不会依职权去调查什么通奸的事实，如果一方当事人主张另一方违背忠诚协议但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只能承担败诉的后果，法院又怎么会陷入到“尴尬而危险”的举证困境中呢?

三、处理亲子关系诉讼的难点问题

亲子关系诉讼是身份关系诉讼的一种，主要包括婚生子女否认之诉和非婚生子女认领之诉，即否认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或承认事实上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诉讼中直接证据的缺乏和亲子关系证明责任的高标准，使得亲子鉴定成为认定或否定亲子关系的关键性证据。亲子鉴定技术简便易行，准确率较高，从技术手段方面来讲，目前被广泛采用的DNA鉴定技术，肯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在99.99％以上。否定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准确率则几乎达到100％，在诉讼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当事人拒绝做亲子鉴定，对此类纠纷应如何处理，审判实践中争议比较大，法院往往很难定夺。由于亲子鉴定事关重大，涉及到夫妻双方、子女和他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一方要承担与其诉讼请求相适应的举证责任，即其生父和生母有同居或受胎之可能的基本事实。如果过分强调请求一方的证明责任，势必使请求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得到保护：但如果忽略请求一方的证明责任，则可能导致权利滥用，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亲子鉴定作为一种证据方法，其实施必须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有利于子女的最佳利益构成必要性，所谓正当性，是指当事人在请求进行亲子鉴定时，已具有推论亲子关系存在与否的重要证据，使进行亲子鉴定成为正当的收集证据的手段。在处理有关亲子关系纠纷时，如果一方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合理的证据链条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亲子关系，也可以说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另一方没有相反的证据又坚决不同意做亲子鉴定的，由于亲子鉴定使用的是人体生物学样本，本人是否同意鉴定、同意采样，关系到人权问题，法院不能强制当事人做亲子鉴定，但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做出处理。

有人认为，亲子鉴定涉及人身权利的保护，如果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有关推定的规定，等于变相强迫鉴定，有侵犯人权之嫌疑。笔者认为，权利冲突是现代民事诉讼中常见的一种情形，如何正确处理权利之间的相互冲突，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取向以及两种利益之间的选择和平衡。在有关亲子关系的纠纷中，一方面要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保护相对方的人身和人格权利不受侵犯。面对相互冲突的权利和利益，我们应当将未成年子女享有的被抚养教育的权利置于司法保护的首位。

四、离婚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

在离婚诉讼中，经常出现一方当事人持已生效的债务纠纷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另一方当事人则主张该债务系伪造或者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究竟应如何认定债务的性质，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的除外。因此，如果没有两种除外的情形，可以根据一方当事人提交的债务纠纷生效法律文书，直接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另一种意见认为，简单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会导致一些当事人恶意伪造债务，使婚姻充满风险。故举债一方应当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否则只将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务认定为一方的个人债务。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是针对债权人提起的以夫妻一方或双方为被告的债务诉讼，而在离婚诉讼中确定债务性质应从《婚姻法》的立法本意来分析，考虑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如果夫妻举债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不论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是否为夫妻共享，该债务均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二是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婚姻法》第四十一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扶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双方合意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债应由夫妻共同偿还，这是民法上意思自治及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体现。与离婚诉讼的特点一脉相承，即解决婚姻内部权利义务的分担问题，从举证能力方面来看，离婚诉讼当事人为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家庭收入支出情况一般应当是知悉的，对是否存在举债合意、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在举证能力上势均力敌。因此，在离婚诉讼中，一方主张其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有共同举债的合意。即便一方持已生效的债务纠纷法律文书作为证据，也不能机械地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要防止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夫妻共同债务。

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作为原告提起离婚诉讼的问题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离婚案件的被告参与诉讼。审判实践中对此没有争议，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作为原告主动起诉离婚的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由他人代为提起离婚诉讼，理由是1、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在当事人本人不能亲自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代为起诉离婚有干涉他人婚姻自由之嫌；2、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因此未经本人作出意思表示并授权，他人不得代理本人提出离婚诉讼；3、婚姻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该条款确立了调解是离婚诉讼的必经程序，无行为能力人无法参与调解，因而不能起诉离婚；4、配偶不能代理原告与自己离婚，其他亲属顺序在后没有监护资格，无权代理。

另一种观点，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权利遭受配偶侵害时可由他人代为提起离婚诉讼，理由是1、无行为能力人没有意识，已丧失行使婚姻自由权的客观基础，他人为其利益代理起诉离婚并不违背其意志。在配偶有虐待、遗弃和严重侵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财产权利的行为时，如不允许他人代为起诉离婚，就从事实上剥夺了其离婚的权利，使其遭受严重的婚内侵害而没有救济途径；2、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一方被宣告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由此可见，《婚姻法》关于调解作为离婚必经程序的规定并不包括一方被宣告失踪的特殊情况，法院受理后经审查，可以直接判决离婚。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论作为离婚诉讼的被告还是原告，显然都没有能力参与调解，只能由其诉讼代理人进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的调解；3、法院指定监护人时，前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无监护能力或对被监护人明显不利的，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从后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择优确定。法院审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起诉离婚案件时，可以据此排斥配偶作为法定代理人的资格。

笔者倾向于另一种观点，也就是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近亲属一般不能代其提起离婚诉讼，但配偶一方有虐待、遗弃、恶意处分夫妻重大共同财产等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除外。目前，一些法院以判例形式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起诉离婚予以了肯定，《2005山东高院民事审判会议纪要》提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需要根据特别程序变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由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该会议纪要也肯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由他人代为起诉离婚。对我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起诉离婚制度的完善，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六、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处理问题

在目前的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分割问题成为一个热点。一方婚前以自己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及抵押贷款合同，并支付了购房首付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贷款，且婚后才取得房屋产权证的，离婚时对该房产如何进行分割?审判实践中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处理办法：

(一)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婚后配偶一方参与清偿贷款，并不改变该房屋为个人财产的性质。离婚时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对用夫妻共同财产归还的部分贷款，应返还一半给配偶一方。

(二)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对于一方婚前支付的房款，由另一方返还一半，尚欠的贷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双方返还。

(三)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应考虑房屋增值收益由一方对配偶一方进行合理补偿。

笔者个人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如果仅仅刻板地按照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众所周知，房屋产权证书的取得与房屋实际交付的时间往往不同步，许多房屋由于购房人以外的原因，迟迟不能取得房屋产权证书。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离婚诉讼中按揭房屋的分割只在夫妻之间进行，并不存在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冲突。一方在婚前已经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向房地产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买卖房屋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一方在婚前就取得了房产的全部债权，婚后获得房产的物权只是财产权利的自然转化，故离婚时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相对比较公平。但将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参与还贷的行为按借款处理，仅返还共同还贷部分的一半，既不符合配偶一方的本意，又变相剥夺了其拥有自己房产或者投资于其他方面而获益的权利。因此，对按揭房屋在婚后的增值，应考虑配偶一方还货所做的贡献，对其作出公平合理的补偿，而不仅仅是返还婚姻关系期间共同还贷的一半。

在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所有的情况下，未还债务也应由其继续承担，这样处理不仅易于操作，也符合合同相对性原理。婚前一方与银行抵押贷款合同，银行是在审查其资信及还款能力的基础上才同意贷款的，其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合同相对人，离婚后由其继续承担还款义务是名正言顺的。

七、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

实际生活中，夫妻一方管理（占有）夫妻共同财产，排除另一方对财产的支配权。但由于种种原因，另一方又不愿意离婚，起诉到法院仅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能否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审判实践中也存在较大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共有关系是典型的共同共有关系，而共同共有是指共有人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而成立的共同关系，不分份额地对某物共同享有所有权的共有。共同共有人在共同关系存续期间内，一般不得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只要共有关系存在，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就无法划分各自的份额，无法确定哪个部分属于哪个共有人所有。只有在共同关系终止，共有财产分割以后，才能确定各共有人的份额。因此，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些情形下，法律应当提供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保护自己财产权利的救济途径。如持有或控制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私自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转移、变卖，为了赌博、吸毒而单独处分共同财产等，而另一方因为种种复杂的因素不想离婚，或者在起诉离婚后被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如果绝对不允许婚姻关系存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随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而无可奈何，其结果是有悖公平原则的。

近年来，有的法院尝试以“夫妻共同财产支配权纠纷”为案由，处理实际生活中夫妻一方侵害另一方共同财产权的纠纷。法院用“支配权”的方式解决一夫妻一方生活困难的燃眉之急，同时也顺应了“非经约定不能分割婚内夫妻共同财产”的主流思想。

笔者认为，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由此可见，物权法的这一规定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共有理论，即允许共同共有人在特殊情况下请求分割共有物，同时还要保持共有关系。但是，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对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只能是一种例外，必须有重大理由，否则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毕竟如何使用和处分共同财产是夫妻内部的事宜，法律不宜介入太深。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关键是要准确把握“重大理由”的含义，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严格掌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的标准，在有利于夫妻关系的和谐、家庭的稳定和不损害夫妻任何一方财产权益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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