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诉讼中口供的采信标准

试论刑事诉讼中口供的采信标准

作者：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 黄咏梅 刘家梁

口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其他有关情况，向侦查机关所作的供述或辩解。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其是否实施犯罪或者对犯罪的主、客观情况都比较了解，因此，其供述或辩解，无论对查明犯罪事实，依法追究犯罪，还是对保护无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侦查机关所作的供述或辩解，其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与犯罪实际情况的吻合度也比较高。然而事实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与犯罪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因此，在刑事审判中，对于侦查、控诉机关随案呈交的口供，审判人员一定要始终秉持批判、质疑的态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由于我国历来重口供的司法传统，有的审判人员在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及罪轻罪重问题上，没有完全领会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立法内涵，在具体的司法审判中往往倾向于过分依赖被告人的口供。这导致在刑事审判中经常会出现两种不正常的处理模式：一是被告人在口供中承认犯罪事实的，即使没有或欠缺其他相关证据或事实予以佐证，审判人员也会基于对口供的信任而对被告人定罪处罚；二是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对口供效力提出异议，要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法庭却鲜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对口供说不。

审判人员对于口供的过分敬畏，在刑事诉讼中造成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酿成许多冤假案件。当前，我国正在从体制和机制上防范冤假案件的发生，改变审判人员对口供的认识就显得极为重要而急切。口供作为刑事诉讼证据的一种，在刑事审判中应给予高度重视，但是裁判者决不能据此轻信、盲信，将其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据之王。如果让口供能够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就亟需建立一套对口供的审查和判断标准。本文认为，为实现准确打击犯罪、保护无辜的目标，当前在口供的可采性方面需要贯彻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自愿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的供述或辩解只有在自愿状态下才是可采信的。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侦查机关的诱供、胁迫、刑讯逼供等非常情况，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状态下所作的供述或者辩解，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刑事审判中贯彻口供的可采性标准，就要严格遵循证据的取得方式要合法，对于以违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内心自愿方式非法取得的口供，要坚决否定其效力。

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原则。对于被告人在刑事审判环节翻供、或者其供述明显不符合常情常识的，法庭应通知参与口供制作的侦查人员到庭作证，对其制作口供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接受控辩双方及法庭的调查与质询。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审判实践中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不多，而且受长期盛行的侦查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侦查人员、侦查机关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这一问题上态度消极。因此，法律应明确规定，法庭认为制作口供的侦查人员有必要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除确有不出庭作证的正当理由外，均应出庭作证，否则法庭可以否决侦查机关提供的口供效力。

三、口供内容的印证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调查研究、重证据搜集。口供只是从一方面证实犯罪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而要完全证实犯罪的成立，除了口供之外，还必须有其他相关证据加以佐证。如果仅仅有口供的存在，而缺乏与之相关的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就难以认定犯罪的成立。举例来说，如果某被告人在口供中供述接受某人的贿赂，侦查人员就应该向行贿人予以调查核实。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和侦查机关对行贿人的调查结果相吻合，法庭才能采信口供的效力；如果缺少对行贿人员的调查核实，仅凭口供本身就无法认定犯罪的成立。

四、口供制作时间、地点的合理性原则。侦查人员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制作询问笔录时，应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何谓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就是除了紧急情况之外，侦查人员制作的询问笔录，一般应在侦查机关或监管机关作出；并且，侦查机关制作询问笔录还应该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之后的合理时间内作出。在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前（紧急情况除外），或者超出合理预期的询问时间，比如在深夜、凌晨等时间段内制作的询问笔录，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口供内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侦查机关又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和说明的，法庭对口供的效力一般应作出不利于侦查机关的判定。

五、适当的外部监督原则。近年来，侦查机关为了证明口供制作行为的合法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录音录像、侦查人员或侦查机关的合法性保证、制作口供前后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身体健康对比检查等。但实践中的诸多措施，主要是侦查机关采取的内部监督措施，而内部监督的公信力相对来讲偏弱，在实践中容易产生争议。为了弥补内部监督的缺陷，不妨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在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邀请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其他人员见证询问过程。这种见证侦查活动，主要是一种有限度的形式审查，即对侦查人员询问过程合法性的证明。至于侦查人员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内容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或辩解的内容，则不在见证人员见证的范围之内。在侦查人员询问活动结束时，见证人员要在询问笔录上签字认可。引入外部监督，对于遏制诱供、刑讯逼供具有积极的价值。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制约，可以有效减少甚至杜绝冤假案件的发生。当然，见证监督并非适合所有的场合，对于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及侦查机密的刑事案件，可以规定有除外情形。

六、严格的提讯程序原则。对于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的，侦查机关提讯时，应当遵循一定的提讯规则，这主要包括：（一）提讯一般应当在监管场所进行；（二）提讯时间一般应当是正常的工作时间 ；（三）提讯应当同步全程录音录像；（四） 需要从监管场所提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时间一般不超过12小时，并且原则上侦查机关当天必须将被提讯人交还给监管机关；（五）脱离监管机构进行询问的，提讯前后监管机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进行体格健康检查 ；（六）监管机构接收脱离监管机构被提讯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要对其是否受到诱供、刑讯逼供等情况进行了解和核查。规定严格的提讯规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人身权利及其他权利，减少侦查机关询问过程中非法取证现象。同时，规定严格的提讯规程，对侦查机关来讲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社会公众对其取证过程的怀疑和否定。

口供在中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谓之口供至上一点也不过分。时至今日，这种过分倚重口供的现象虽然有所改观，但总体上并不十分理想。在当前的刑事审判中，有相当一部分审判人员还是以口供作为认定被告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核心因素。在促使审判人员的办案理念转变的同时，通过明确规定刑事审判中对口供的可采性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当前的刑事审判活动，这对于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无疑具有十分重大而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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