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死刑前，死刑犯会有什么样的举动，一位法警告诉记者，通常会请死刑犯抽上路烟，“在刑场上，多数犯人会被吓瘫。能保持平静的不多。而他们在听到‘一审判处死刑’时，身体都会抖动一下。”

《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刊登文章，向读者讲述死刑犯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所有死刑犯都会在宣判时抖动一下

已有10多年工作经历的法警陈德光告诉记者，宣判那天，普通的被告人通常由两个法警押送，但对于可能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则会安排三个法警押送。一些敏感的被告人，从法警数量上就能预感到自己命运堪虞。“押送的途中，他们会有各种表现。一些求生欲望特别强的，会不断地问判决结果。我们虽然心里有数，但为了稳定他们的情绪，不在路上发生意外，一般都会回答‘不知道’、‘等宣判吧’。当然，也有一些犯下重罪，例如贩毒、制毒数量巨大、杀人手段残忍的人，对于结果心里有数，反而表现得比较平静。”

在陈德光看来，尽管在押送途中表现各异，但到了宣判那一刻，这些人的心理素质再好，还是会紧张得难以自抑。几乎所有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在听到“一审判处死刑”时，身体都会抖动一下。
　　
多年来，陈德光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在被告人被宣判死刑的那一刻，他都会将手重重地压在对方的肩膀上。“这个动作有两个作用，一是稳定被告人的情绪，给他一个力量支撑，二是防止他出现自残、冲上法官席等过激行为。”陈德光说。宣判后在羁押室，陈德光会主动问这些被判了死刑的被告人“要不要抽烟”、“要不要喝口水”。在押回看守所的路途中，由于担心被告人在绝望的情况下自杀自残，或者亡命逃跑，陈德光会向他们灌输“生的希望”：“你还可以上诉，还有二审，最高院还要核准。你现在的表现依然很重要。”

有的不停说话掩饰紧张

据陈德光观察，被判死刑的被告人在被押往法院及押回看守所的途中，最常见的表现是沉默，满脑子想着自己的事情。不过，陈德光最近却遇到了一个例外，对方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男子。他与老乡一起假装租面包车，随后将面包车司机勒死抛尸，把面包车劫走。宣判那天，他和同伙一起被押往法院，一路上竟然有说有笑的，聊的都是以前在老家一起玩的开心往事。在一审被判死刑后，这名男青年直接回答：“不上诉。” 在回程的路上，他继续“谈笑风生”，说个不停。末了，对另一名保住命的同伙说：“兄弟，我先走一步，你保重啊。有机会帮我关照一下家人。” “这样轻松的死刑犯，确实比较少见。”陈德光说。但他亦留意到一个细节，在宣判的那一刻，这名男青年同样轻轻地抖动了一下。“没有人不想活，他也一样，只是他清楚自己犯下的罪难以饶恕。话多，也许是他紧张与绝望的另一种表现。”陈德光说。

最后一面

广州中院法警支队队长肖伟告诉记者，只要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提出要与亲属会见，其家人又愿意前来会见的，一定会安排会见。

去年6月，广州中院法警队的民警执行了一项特殊的会见任务。罪犯周某在一宗抢劫案中，劫持并杀死了被害人后暴力拒捕。为免其造成更多人员伤亡，警察开枪击中其头部将其抓获。被抢救过来后，周某因脑部损伤导致下半身瘫痪，后被判处死刑。在死刑被核准后，周某提出会见家属，为此，其家人千里迢迢从老家赶到广州。周某被关押在花都看守所，会见的地点在花都狮岭法庭。由于囚车内放不进轮椅，广州中院的四名法警便将周某从看守所抬上车，继而又抬上三楼的会见地点。当时正值盛夏，法警们将周某抬上抬下，热得汗流浃背。周某的亲人见状，连声道谢。按规定，会见的时间为15分钟，周某和亲人会见了接近半个小时。这名曾经的亡命之徒见到亲人后，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一家人哭成一团。当时在场的法警三大队副大队长张碧权说，在见到亲人之前，周某表现得非常不安，被法警们抬着的时候，神情紧张。而在会见后，完成了最后心愿的周某长舒了一口气，表情也释然了。
　　
肖伟说，会见亲人是死刑犯最释放情绪的时候，为了让他们走得安心，法警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亦尽量人性化，不会卡着时间，而是让他们把想说的话说完。有些死刑犯会主动提出结束会见，然后给家人磕头，头也不回地离开，留下身后的家人哭天抢地。

等待死刑是一种煎熬

《华商报》曾刊载文章《揭秘死刑犯的最后人生》。文章着重描述了死刑犯的心理变化。看守所民警赵亮告诉记者，“终审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称为待决死刑犯，会加上更重的脚镣械具，行走要手提着才可以挪动，走路时声音很大。”

“终审回来头两天晚上，多数人会坐在那里仰头空想，唉声叹气或是小声地哭。”赵亮说，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大关必须要死刑犯自己熬过去。” 一般要经过一周多的“折腾”，大多数死刑犯的情绪会渐渐平复，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时候执行，“有时也问我们，一般都说一年多。”赵亮说，“其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执行，这是一种煎熬。”
　　
在监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斗争后，一般会悔过，也会对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才让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发生了改变。“这时候大多忏悔是真诚的，等到要死时，死刑犯一般会将心比心地想，人家连认识都不认识就被杀了，这个事到哪儿都说不通。” 聊天之外，死刑犯会主动要纸笔写遗书。因监管需要，大多数情况下，会由轻罪在押人员协助书写，死刑犯只需口述。写遗书很费时间，有的人甚至会写一年，有的人则是断断续续地写几个月。赵亮和同事偶尔会遇到不写遗书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赵亮说。　
　　
赵亮说，当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执行复核通知抵达后，原审中院法官会提死刑犯签收。
　　
“这时，死刑犯会有新一轮情绪变化，回死囚监舍路上几乎都不说话。进了监舍，其他在押人员会问，是不是见法官了？”赵亮说，在押人员一般都对死刑复核很敏感，看守所里在押人员的口口相传，让很多执行细节被熟悉。一般情况下，得到死刑复核通知的死刑犯会经过一个下午的沉默，在晚上恢复常态。因为同屋的人会提醒他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而犯人则会把自己所有物品清点一番，除了留给家属的遗物，脸盆、衣服之类会分给其他人，私交好的在押犯会得到看起来好一些的物品。 “这时候，监室内的气氛通常会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死刑犯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而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在刑场上，多数犯人都会被吓瘫

“在刑场上，多数犯人都会被吓瘫。能保持平静的不多。”法警向记者介绍，不管是穷凶极恶的灭门案凶犯，还是心性狡诈、杀人于无声的报复杀人者。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大都悔不当初，充满了对生的渴望。
　　
在执行死刑时，经常会有犯人大喊“我要检举、我要立功”之类的求饶话语。为此，死刑执行是一项程序复杂而严谨的工作。遇到临死前突然招供或检举的，都由法官、检察官当场核实。如果认定为早已查实，属于存在侥幸心理、反复抗拒执行的，则继续执行。如果当场无法查实的，则依照法定程序，暂缓执行，将犯人带回进一步调查审理。
　　
“执行死刑前，法警通常会请死刑犯抽三根烟，这样做一是平抚犯人的紧张心态，二是有着象征意义，就是民间所谓的‘一路走好’、‘上路烟’。”一位法警介绍道。
　　
落马高官“等我出来一定请你吃饭”

肖伟告诉记者，级别较高的落马官员，大多上了年纪，身体状况不太好，因此在押解的过程中通常会给予一些人性化的特殊照顾。譬如，叮嘱他们庭审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必用药要随身带着。对于年纪较大的老残被告人，如果庭审时间比较长，法警会提醒法官休庭，让他们休息和吃药。肖伟说，这些做法绝对不是给落马高官的特殊待遇，而是针对所有老残被告人的人性化措施。

陈德光曾经负责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等人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受贿罪一案的押解任务。当时，李启红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在押解过程中，法警并没有给她戴头套。“坐在车上颠簸，头套位置挪动，被告人的眼睛会被挡住，加上她身体不好，很容易导致晕车呕吐的情况。”陈德光解释。

在李启红上车前，陈德光告诉她：“如果你不舒服，可以敲一下车窗，我们在前面就可以听到。”听到这句话，李启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她点点头，对陈德光说：“谢谢！”在陈德光看来，这位昔日的女强人，在受审时表现得非常谦卑。“几乎所有的落马高官都是如此，不管过去如何呼风唤雨，一旦沦为阶下囚，锐气就都不见了。 ”陈德光说。
　　
押送途中，李启红与一起押送的女犯讲起了外面生意的情况，也有说有笑。上午庭审结束，吃饭时则心事重重，胃口一般。她还试图向法警诉“冤”。在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后，李启红当庭痛哭。宣判后，李启红被允许与女儿等家人见面。面对痛哭流涕的女儿，李启红再度流下泪水，并安慰她：“妈妈没事，一切都好。”
　　
在押解回看守所的路上，李启红逐渐恢复了平静。下车后，她对陈德光开起了玩笑：“小伙子，你很不错，贵姓啊，等我出来一定要请你吃饭。”

来源：观察者网，文/刘晓星、凌娜、刘冠南、汤涵茹、马伟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