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富二代”被指控在出租屋杀死了赌博酗酒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法庭上提供的证据也极具说服力。12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聚在一起，组成陪审团，讨论这个20岁的“富二代”是否杀了曾经抛弃自己的亲生父亲。

电影《十二公民》让12个来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通人坐在一个充满实验意味的虚拟法庭上，“好好说话”。

这部涉及“存疑不起诉”“陪审团制度”等概念的影片，在今年《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实施之后，也希望能与国人做一场理智的对话，并为司法系统与普通民众找到一扇沟通的大门，传达出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理念。

经典的本土化重塑

《十二公民》源自经典“12怒汉”，在美国、俄罗斯都有着不同版本。中国主创们则想尝试用类似的故事，谈论一下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如何寻求共识及公平。

在当下，标签化了的“富二代”代表着目无法纪、张扬跋扈，陪审团最初给出的答案，在这种偏见之下也简单粗暴：一个平时就不懂礼貌、不思进取的“富二代”“当然”是杀人犯。12个没有名字只有代号的陪审员刚一坐下，便迅速给出了结果。11比1，11人认为有罪，1人认为无罪。只有何冰扮演的8号陪审员认为，“咱们应该讨论讨论”。在放映现场的对话环节，何冰解释说，如果是工人的儿子、出租车司机的儿子，也许结论就不会是这样子。

《十二公民》分别是儿子出走老婆离家的出租车司机、与大学生真爱的房地产老板、蒙冤入狱的文身男、儿子要补考的医生老爸、校园外的小卖部老板、曾是右派的老人、不想让儿子当农民工的城乡接合部房东、想考政法大学的河南小保安，在他们每次争论的背后，都有对他人的偏见和对自己的怜悯。他们代表的是各个阶层的人，也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愤怒、不甘、委屈和彷徨。

12个不同身份的陪审员，导演徐昂试图寻找每个偏见背后的原因和共识。

众生相里的中国

在影片《十二公民》中，经过一轮的讨论，坚持无罪的8号陪审员同意，再次匿名投票，如果其他人都选有罪，他就放弃。

走到远离方桌的乒乓球台，8号陪审员弹着手中的乒乓球，听着陪审团团长一声声“有罪”的读票声。直到第11票，一声“无罪”让8号陪审员松了一口气。

然而谁也没想到，是9号陪审员最先改变了立场。这位七十多岁的空巢老人提出，楼下老人不严谨的证词是因为想得到重视。他紧紧地攥着手里的帽子说：“接受采访的时候，老人紧紧地夹着胳膊，不希望人们看到他破了的衣服，努力的不让人看出他残疾的腿，多少年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这次不仅有人专门听他说话，还会印在报纸上。”

投票也由10比2变成8比4；6比6；3比9；1比11，时间从傍晚到深夜又到凌晨，夕阳落下，哗哗啦啦的雨声成为背景，唯有出租车司机还坚持着“有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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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8号陪审员也在影片的最后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人民检察官。

看过这部电影，律师孟静对记者表示，这部影片是近年来少有的没有逻辑错误，严肃认真的律政剧。她说：“有的时候人需要抛弃自己的成见，去客观、冷静地看待事实，向真理低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她认为这部剧是崇尚法律权威、崇尚证据，让法律接地气的一次尝试。

透过《十二公民》看人民陪审员

影片对陪审制度的展现和探讨，无疑是今年开展的系列司法改革中的重点之一。无论是真实场景还是虚拟法庭，孟静担忧，如果在当下的中国采取这样的模式，会是怎样的讨论过程，会有满意的结果吗？当有成见、有立场、知识水平不一致的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吗？

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及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向记者介绍说，人民陪审员制度最早是在清末新政时引进来的，经历过民国时期，也在新中国经历过波折，并逐渐又受到重视。随着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以来，强调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重要性被重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基本途径成为改革的重点。

陈卫东表示，人民陪审员制度设置的初衷，在于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途径，这是满足人民主权要求的重要体现。但是近些年，陪审员长期参与案件审判，“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时常发生，导致陪审制度的制约性和监督性大为降低，当事人对司法裁决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影响对司法的信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卞修全说，他出庭的时候观察到，大部分的陪审员都是默不作声的，合议的时候也不表达自己的意见。人民陪审员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

今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亮点之一就是人民陪审员在案件评议过程中，独立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发表意见，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富有社会阅历、了解社情民意的优势，提高人民法院裁判的社会认可度，不再对法律适用问题发表意见。

至于能否引进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陈卫东认为，可以将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作为可借鉴、可学习的域外制度样本，但同时也应当注意国外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带来的差异及其影响。